中国道路杂思路 11.1 第十一章 未來中國的三種可能發展（1）

 第十一章 未來中國的三種可能發展

未來中國走什麼樣的路，無疑備受世人矚目，這與中國本身的體量產生的巨大影響有著絕對的關系，以今國際格局的相互緊密關聯，科技與經濟發展的迅猛，中國成敗存續都必然影響未來世界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格局。中國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解決社會貧窮問題的同時也出現新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不僅是經濟的，也有社會文化與體制的問題，都關系到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中國似乎已經到了十字路口，備受關注，中國的選擇不僅關系中國本身未來的發展，也必然對全球文化與經濟產生影響。未來中國不外乎存在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就是延續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與發展經驗模式繼續走下去。第二種可能性就是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即走西方民主體制政黨輪流執政之路。第三條種可能性就是尋找一條不同於第一與第二種情形，並且適合於國情的社會變革之路。

11.1  第一種可能 固守成規防微杜漸

守成規並非不變，一方面是延續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與發展經驗模式繼續走下去，即無需進行所謂重大的社會體制改革或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是根據社會生產與流通，市場與技術的發展，適時進行與社會物質生產相關及政府社會管理職能方面的協調與改進，對社會經濟結構進行必要的調整與改革，以關注社會民生與廉潔政府作為施政目標。這種情形自然無疑不僅不是自由民主人士所期待的，更是他們所反對與憎恨的，然而這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形。這種情形雖然保守，卻是穩妥穩健，符合中國社會傳統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文化思想精神。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保守絕非貶義。在中國長期的意識形態浸淫所形成的革命語匯環境中，保守無疑代表落后，墨守成規與不思進取，與革命及進步相對立，不僅貶義甚至帶有反動的意涵。然而，保守應該是相對於開明而言，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保守與開明兩種文化與政治力量共生共存並共同主導社會的進步與演化。開明進步的力量將推動社會的變革，而保守的力量將維護現有的社會環境與政治格局，這兩種政治力量對一個健康的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失去開明進步的力量，社會將失去改革動力與方向，停滯的社會使矛盾的積累激化，社會最終走向革命，付出沉重代價。而社會保守力量有如社會的地基與重心，是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延續，沒有保守力量的社會，社會在隻有開明與進步力量的主導下，由於失去社會保守力量的制衡與約束，改革將一路狂奔，結果將是車毀人亡。一個穩妥穩健的社會變革離不開保守與開明力量的博弈與平衡，英國社會歷史的變革，如光榮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與建國，都是保守與開明兩種力量相互制約的博弈與平衡，使社會變革維持一種平和理性的狀態與過程，流血最少，社會成本也最低，可以說是人類歷史諸多社會變革中人類理性與思想主導的楷模。而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都是一種失去制衡的激進革命力量主導的社會變革，社會也付出沉重代價。

而在一個僅有左翼或右翼思想主導的社會，就是一個政治正確的社會，不容許不同意見的社會，這絕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而是一個危險的社會。如果政治極端思潮主導的情形不變，社會走向危機隻是時間問題。西方發達的工業化或成功民主體制社會就是保守與開明兩種政治力量長期博弈與緩慢漸進變革的結果，而在許多民主改革遇到問題的社會也都是由於歷史與文化的原因，缺乏健康穩健的保守與開明兩種社會政治力量，也從不具備社會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文化傳統，社會變革失去制衡，改革趨向極端，引發社會矛盾直接碰撞，遭遇麻煩。

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歷史與沉澱，最滯重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保守。在一個社會文化思想相對單一，儒家思想長期作為皇家暴力背書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國社會不僅缺乏不同文化思想相互激蕩，更缺乏開明思想的引領，這也是文化思想兩千年不變的原因，所以保守是中國社會文化最大的特征，也是中國社會缺乏變革與落后的原因。對皇朝的中前期而言，保守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然而卻是滯重與落后的穩定。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如果不是在皇朝末期發生權力中樞與體制腐敗與病變，使朝廷失去治理社會的職能，皇朝都不會坍塌。

保守的文化傳統是中國社會傳統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基礎與特質。社會改革需要思想理論的引導，而由於意識形態的思想控制與惟上是從的社會文化的積習，作為體制上層的社會精英就官方意識形態與個人利益而言，並沒有進行體制改革的意願，改革不僅可能傷及既得利益者，也可能傷及改革者或改革思想者自身利益，而改革也意味著可能帶來社會風險，蘇聯的解體就是最好例証。

經濟發展停滯是蘇聯走向改革不歸路最根本的原因。隻要達到不差於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中國社會內部就難於產生足夠強大的推動社會改革的驅動力，而由於體制內部缺乏改革的意願，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就不會產生引導改革的社會思想理論，社會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改革的系統思想理論准備，沒有改革思想的理論准備，改革就失去方向與動力。沒有改革的動力與方向，以及改革理論的准備，就不會出現改革，強行改革也必然是空洞理想口號誘導的社會改革，這種改革隻能是盲人瞎馬，結果必然是蘇聯的車毀人亡。相較於其他國家與地區遭遇的種種社會與經濟問題，中國這條巨輪隻要仍然穩妥前行，有著不遜於全球大多數經濟體的發展成就，中國社會無論是執政精英群體還是社會大眾從社會現實與文化思想，都沒有體制改革的壓力與意願。

隻要中國政府能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安全，並具備不差於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准，社會大眾會接受中國政府的一黨體制。那些認為隨著經濟發展，社會中產階級壯大，要求政治改革將成為社會的必然，不過是西方文化思想與歷史觀的移情，用西方發生的歷史套用於中國社會，這種情形在中國，特別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不會發生。經濟發展以至中產階級壯大而要求參政，也許是十九及二十世紀西方國家，以及受西方意識形態與輿論影響的民主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但未必是必然現象，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首先社會中產階級的政治訴求是為了社會地位與財產的自保，而如今作為民主模范生的西方，貧富差距懸殊，中產階級萎縮，民主政治被財閥操控，而社會大眾假以民粹回應，結果是民粹橫行，民主制衡結構的相互制約，弊端叢生，改革舉步維艱，社會猶如站在十字路口，失去方向。也即是民主政治並未能真正保証中產階級的切身利益，而如果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使社會大眾不僅擁有平穩安定的社會環境，同樣也能享有甚至優於發達社會的生活水准，那麼中國中產階級要求參政改革及訴求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麼，難道就為了自由民主的口號，以及制造幾個草根政治明星，然而將社會推向撕裂與不確定，中國台灣地區就是例証。

11.2 中國新威權體制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國門洞開，出國旅游經商，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對西方民主體制的優劣已洞若觀火，特別是民主體制下政府的效率與社會治理遠不如中國體制，民主與輪流執政的神話已經不復存在。任何重大的體制改革對中國社會大眾，包括社會中產而言，都是攸關切身利益的選擇，現實中國體制與民主體制的社會現實的比較，中國遠非完美，卻在努力改進，也卓有成效，西方民主也有許多問題，也並非理想，卻受民粹制肘，舉步維艱，踟躕不前。那些認為經濟發展帶來中產階級的成長，社會必然走向民主恐怕是一廂情願。

許多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往往建立在觀察者一廂情願的認知基礎之上，或對客觀的認知被意識形態與舊有思想成見所扭曲。中國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許多觀察者潛意識內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的社會，這是中國崩潰論的症結所在。將中國作為像改革前一樣封閉的系統，甚至是一個像傳統社會一樣的絕對威權封閉系統，如果這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無論取得怎樣的成就，其可持續性的確值得懷疑的，然而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就在於它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系統，盡管並非西方社會所希望那樣的完全開放系統。近代以前長時期的絕對的自我封閉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對社會思想與文化的窒息與危害達到極限，且盤根錯節根深蒂固，非一日之寒，亦非短期可解，這是中國近代難於自拔與無法適應新時代的根本原因，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既不是傳統的自我封閉的系統，也不是受困於就要意識形態思想的威權社會。改革開放的成功也宣告中國從傳統社會轉軌現代社會的完結，中國不僅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是一個對內外環境變化能做出不斷適應與調整的威權體制，改革開放的成果與社會經濟發展說明這點。一個完全不同於舊威權體制的威權系統，一個人類歷史上不曾出現過的威權體系，或可稱為新威權體制。

中國新威權體制在三個方面與舊威權體制有關鍵的區別，一個是相對開放的官僚精英系統，對全社會開放，隻要是不在言行上公開反體制的社會精英都可能進入體制，這與舊專制威權有著本質區別。舊專制權威由於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原因，以及特定社會環境，往往隻對特定社會群體與階層開放與為其利益服務，其社會根源與利益也決定其社會基礎的脆弱與視野的狹隘。第二個是思想上不受意識形態教條的挾制，這與蘇聯體制同樣有著本質區別，革命歷史基因與意識形態教條是革命政黨難於擺脫的緊箍咒，以中國現實社會環境與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國體制基本做到以國家與社會大眾利益為優先，社會最大利益為優先，而不是以意識形態教條為准繩。第三個是社會的相對開放，包括對內及對外的開放，對內的開放使社會大眾可以以自身能力，追求實現各自的利益與目標，對外開放使中國有了可以學習與比較的標准。

作為一個相對開放的新威權社會系統，中國社會與體制從西方社會獲得兩個方面的借鑒，西方民主體制正面的積極的成果成為中國社會的方向與參照，因為走出國門的社會大眾同樣了解這些西方民主社會的經濟成功與中國社會的缺陷與不足，對執政群體就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使執政黨不得不正視社會與體制缺陷及不足，這對缺乏體制外監督機制的社會非常珍貴，猶如正衣冠之銅鏡。另一方面民主體制低效社會治理與民粹之弊端則襯托中國體制的優點，成為其執政合法性的最佳注解，民主選舉輪流執政的神話不攻自破，無需輿論的宣導，國門洞開，社會大眾目睹民主體制的困境，自有判別與取舍。這兩個方面對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都是非常重要的，民主體制的優與劣成為中國模式可持續性的抓手與台階，過河的石頭，這是西方社會與思想界萬萬沒有想到的。

中國新威權體制與舊威權有著本質的不同。舊威權體制不可持續與與最終解體的兩個最大原因就是封閉，體制群體的封閉與資訊的封閉，兩者也互為因果，這與舊威權體制的社會基礎有關。舊威權群體對社會利益的佔有決定其群體的封閉，而社會群體利益的對立也必然造成統治群體對資訊的封閉，缺乏或拒絕對社會現實全面客觀的了解，這些封閉必然使使舊威權體系成為社會大眾對立面而最終走向瓦解。前蘇聯也是威權體制，其體制群體未必是封閉的，然而對意識形態教條的僵化理解無疑造成了政治群體以及全社會的資訊封閉，資訊封閉也造成在改革中對西方資訊的盲從，受西方輿論片面誘導而走向解體。然而這兩個封閉特質並不適用於中國新威權體制與有著幾十年改革開放經驗積累的中國社會，中國新威權體制與所有舊威權體制有著本質區別，簡單的以對舊威權體制的認知而判定中國模式不具可持續性是意識形態的偏見。

現實不過是歷史的重復，以中國傳統皇朝興衰，或可預知一二，歷代皇朝都能維持一百多年到三百年，以歷史預測未來，現有體制隻要運氣不太差，還有一百到兩百年時光。以如今科技經濟發展之速度與全球化的進程，二三十年已難於預計，在沒有足夠思想理論准備的條件下，為一個空洞的，已是疲態畢露的普世價值，進行戈爾巴喬夫的自殺式改革，還是繼續維系現有體制，走一條穩妥發展的路，孰是孰非，孰利孰弊，中國朝野精英與社會大眾應該是明白的。所謂的‘出國就愛國’，雖似戲謔之言卻是現實利益的寫照，生命利益本質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