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路 9.4 第九章 何去何從（4）

 9.16  自由民主人類燈塔 利多出盡

自由民主的思想無疑是人類跨入現代社會與工業化的第一塊基石，所有一切現代文化思想的觀念概念都可以與自由民主相關聯並互為基礎與根本。沒有自由民主也就無所謂人權與平等，反之亦然。以自由民主為思想旗幟，新生的工業資產階級開創了人類工業革命的新世紀，無論如何評價自由民主在人類社會進步進化中的作用都不為過，然而如同所有人類社會新生的思想文化都需要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這個社會物質基礎也必然成為相應思想文化的局限，自由民主也同樣有它自身的社會基礎及時代局限。

在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發軔階段，社會資本貧乏與積累的的緩慢，不受限制的自由發展是資本擴張理想的社會環境。工業化產生帶來的社會物質力量，也使資產階級成為社會主要政治力量，對社會政治與經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有利於資本不受限制的自由擴張，兩者相輔相成。不論思想意識形態或自由都離不開具體的社會時空，資本生產與自由民主在這個社會歷史時期無疑相契合的，也符合社會最大利益，自由民主也成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民主成為大資本大資產者的民主，自由與資本生產的利益是一致的，對社會各階層追求各自利益，以及進步文化思想也有積極鼓勵的作用，自由民主也成為新的與文明的象征。代表資本生產與自由擴張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不僅契合社會生產的需要，也是抗擊舊體制及其文化思想的武器，具有社會的進步意義。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社會生產力落后，生產不足，社會資本也同樣匱乏，自由的社會環境有利於資本生產追逐利潤的本質，自由民主也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隨著工業化的完成與資本的過剩，資本生產野蠻生長帶來的生產過剩與社會浪費，自由主義旗幟下的資本生產已走向社會整體利益的反面，資本自由擴張與生產已失去資本生產發軔初期的社會先進性與合理性，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由民主中的自由主義元素不再完全契合社會生產的環境，也即是資本自由擴張與野蠻生長已走向社會反面，必然受到相應的規范與制約，絕對的自由與資本自由帶來的無序生長也成為社會經濟危機的根源。

就民主體制而言，無論是現代社會亦或自由民主思想理論，即使在民主制度的發源地與成為基本社會價值的西方社會，民主體制也遇到不可逾越的社會問題。具體的社會表現是政府效率低下或社會治理成果不彰，以及民粹主義橫行，即政治正確，其根本是民粹主義。以自由民主文化思想之發軔，民主政體的建立與成熟，成為普世追隨與模仿的楷模，然而隨著工業化的社會進步，自由民主價值雖然還是那個自由民主價值，社會已不是自由民主發軔時期的社會，民主體制的主體已發生從內容到本質的變化，即從抗擊舊體制舊文化思想到個體自我私利膨脹與拆解社會秩序的借口。

以西方社會而言，民主體制已從早期的貴族精英代議民主，進而大資產階級與社會精英民主，社會中產階級民主，走向社會普羅大眾民主。由於選民社會組成的變化，民主已從社會精英民主衍化成為大眾民主。就社會結構而言，就是從社會掌握財富與知識的頂層群體的民主，走向包含缺乏知識與貧窮的社會底層群體的民主，盡管掌握知識與財富的群體也屬於大眾民主的選民，然而他們的選票在大眾民主的比例中已不再具有主導地位。現代民主就是大眾民主，也即是底層的民主，底層決策，低智民主，屁股當腦袋的民主，這在本書第二部分民主也有階段性社會瓶頸已有說明。而社會掌握知識與財富的精英群體並非毫無影響力，也必然通過手中的資源操控與引導社會大眾，這些輿論引導既可能是精英群體認為最符合社會利益的意識，也可能是為維護精英個體或群體利益的輿論誘導。上層精英掌握社會輿論對社會大眾的誘導，而社會精英也有不同的利益團體，這些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利益並非一致，這使社會輿論必然充滿不同利益群體對社會大眾的誘導甚至欺騙。而社會大眾也會以各自切身利益為基礎為優先，對社會相關議題做出自己的判斷。然而涉及社會發展與民生的議題，絕非簡單或短期可以預見成果的，這些問題甚至也超出社會大眾所可以理解，這就為輿論對大眾的誘導甚至欺騙提供了許多灰色的現實的基礎。社會大眾所能掌握的知識與理解資訊的能力，以及大眾對財富的渴求都決定大眾最可能的抉擇就是簡單與近利。大眾追求近利促使政治人物做出不切實際的承諾，而現實中最便捷的誘導就是口號，承諾與口號也成為現代民主選舉最基本最普遍的手段與表現。現代民主成為輿論誘導，承諾，欺騙，與口號的游戲，結果是自由民主似乎成為理想與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免費午餐。然而生命的有限性決定資源的有限，世上也沒有免費午餐，民主競選所承諾的近利的代價或所犧牲都是社會的長遠利益，這也是民主社會無法進行中長期規劃，甚至無法施行超越任期規劃的根本原因。為短期利益犧牲中長期利益，最終付費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也即是每個個體的利益。

自由民主的文化思想本質就是追求個體在群體或社會中的自由發展與利益，對資產者而言就是資本的自由經營與擴張增值，即使自由市場自由經濟，對社會個體而言就是個體的自由發揮。然而無論是資本或個體的自由發揮在本質上與社會追求共同利益與秩序都存在著矛盾，小政府有利於自由發揮，不受過渡膨脹的自又妨害社會整體利益，這也決定了自由民主存在自身的問題，就如同丘吉爾所說的，最不爛的蘋果。這個最不爛的蘋果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愈發呈現其不好的一面，已失去發軔初期合理性與先進性，或不僅無助於社會，這裡的無助不是說可以將自由民主去除，它已成為社會文化思想的重要部分，並發揮相應的社會功能，然而它並沒有帶來新的與自由民主價值相關的社會利益，或對解決社會問題有所助益，甚至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民粹就是重要表現，這是由自由民主的本質所決定的，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人預見民主的必然結果。

大眾民主走向低效低智與民粹是民主無法逃脫的宿命。歷經幾百年的實踐，代表自由民主價值的民主體制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似乎走到了頂點，自由民主的思想內涵雖然不變，然而社會的進步其社會作用已完全不同，從發軔時期的社會進步力量，成為諸多社會弊病的根源，絕對的自由市場與競爭造成危機與浪費，民主體制的低效治理，已是利多出盡。然而要進行民主的自身改革絕非易事，以美國而言，在建國之初為捍衛民主體制，美國的創建者們設定許多難以達到的修憲代表的高比例門檻，其用意是明顯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上作為捍衛民主體制的手段無疑已成為阻礙民主體制改革的障礙，對兩百年前的相關法律進行修改成為現實中不可能的任務。而在社會思想上，自由民主已成為大眾意識，民粹就是社會大眾主流意識，這是政治正確最堅實的社會基礎。成為大眾民主也使民主體制難於進行自身的批判反省與變革，自由民主與民粹將是民主社會進步或進行深刻社會變革的文化思想障礙。這是對后工業化與西方民主國家，或民主體制的結果而言，對其他國家，民主體制也許仍然是最佳選擇，最不爛的蘋果。

9.17  走向民粹的民主難於自我改良

毫無疑問，自由民主價值與民主體制是現代文明的基礎，然而民主體制最終必然走向大眾民主，即底層決策與民粹，結果就是政黨的惡斗，低效的政府與社會治理能力，這也將成為民主社會的普遍現象。這也說明經過近代數百年的發展民主體制實實在在遇到社會管理瓶頸。然而經歷數百年與權威及舊文化抗爭而成為世界文化主流與現代潮流的民主體制，民主體制自身的革新或改良極為困難。

以民主模范生西方社會為例，由於歷史的原因，民主體制在制度上為了避免與防止非民主及體制倒退，設置許多相互制衡及阻止體制變革的障礙，使民主社會改革障礙重重，所謂的‘美國反對美國’，就含有為維護民主體制延續所設定阻止體制變革的種種程序限制，這些程序限制也許避免了修正體制的企圖，然而隨社會發展這些程序也成為體制變革的桎梏，這是許多傳統民主社會的普遍現象。此外在現實中，由於社會的進步，許多經濟發達社會建立了福利與救濟機制，既有現實的必要，也是意識形態理想價值的體現，而過當的福利與救濟也滋養依靠社會福利生活的群體，衍生社會誤解與矛盾，而福利與救濟機制也已成為社會沉重負擔，成為社會改革議題。然而有社會福利機制就會有為其工作的人員，而政府與社會都有許多吃福利與救濟，或吃自由民主飯的人，這不隻是接受福利與救濟的人，也有政府體制與社會相關組織中為其工作的人，這些人也是政府預算大餅的分享者，改革都有可能使這些人失去特定利益。社會救濟與福利制度已不僅僅是自由民主平等公平的社會文化思想價值的體現，而是某些人實實在在的切身利益，任何對資源濫用的糾正都涉及既得者的切身利益，這些都是民主體制改革的障礙。

民主體制在新世紀遭遇諸多弊端，而為人詬病的是社會的低效低能治理，這也是《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增添國家能力相關內容的原因，然而社會思想理論都有其極限，寄托人類理想的意識形態理論更是如此，自由民主亦不例外。一個思想理論的不可跨越的終極，往往就是其理論的基礎設定或思想本質，抽象的自由理想必然挑戰群體或社會秩序，民主的思想本質就是分權與相互制約，這些都與社會有效治理所需的秩序與集權，以及妥協存在無法解決的本質矛盾。自由民主的社會價值決定國家治理能力於民主體制是南轅北轍鏡花水月。

在社會思想上民主體制已成為唯一正確社會管理體制，即政治正確，任何改革的企圖，都是對普世價值的背叛。民主價值是不輕易改變的，因為民主也不再是社會管理手段，而是終極目的，民主已從實現文化思想價值的手段異化為理想社會目的本身，社會理想的終極，在社會文化心理與思想上，終極目標是不容改變的，猶如天堂與上帝一樣，對信徒而言，是不容質疑的信仰。民粹與低效社會治理帶來的頹勢，或許會帶來對民主體制的批判與反思，然而絕難阻礙政治正確對社會思想的固化，以及席卷世界的民主進程浪潮。社會文化與潮流絕非一夕形成，也絕非一夕可跨越與改變，受民粹主導的民主體制將成為未來民主社會的普遍現象。

9.18  后工業化時代 民主遭遇挑戰

自由民主的文化思想價值無疑遇到了許多問題，在非西方國家與社會造成的社會動蕩，甚至戰亂，而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都遇到的政府施政的效率，由此而造成的社會治理瓶頸，都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現代政府的普遍性問題。這些問題也說明在新興民主國家，自由民主作為外來文化與其他社會文化，宗教的，國家的，民族的，地區的，歷史的各種文化都存在著沖突。這些文化沖突在非西方與經濟落后社會特別明顯，並且是社會動蕩與混亂的主要原因。即使是作為原生文化與經歷一個漸進過程的西方社會也由於民主的監督與政黨的惡性競爭，造成政府效率與社會治理效率的瓶頸，這都說明自由民主並非普世的價值，文化的沖突就是基本表現。

而西方社會遇到的政府效率與社會治理效率問題也說明自由民主價值已經從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由於選民結構的改變使民主體制由精英決策轉為大眾決策或社會底層決策，底層決策或民粹決策帶來的必然是思想與文化的窒息，由於民粹就是以意識形態原則與理想之名行大眾個體狹隘之私利，民粹挾持社會思想隻能停留空洞的原則與理想框框之內，而社會文化與思想需要從更實際的社會現實問題著眼與最大利益出發，對社會實際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理論探討與修正，否則文化思想將走向停滯，這不是歷史的終結與停滯，而是社會文化思想的停滯與枯萎。可以說非西方社會遭遇的是自由民主新文化與舊文化的矛盾與沖突，是社會動蕩的根源，而西方社會遭遇的是大眾民主底層決策或民粹決策造成的社會治理失能，社會治理失能與科技經濟高度發達或后工業化社會所要求的有效社會治理產生矛盾與沖突，這都說明自由民主價值並不是普世的，普世也含有普適的涵義，也即是超越時間限制性的。曾經促進社會的進步也是特定歷史與社會環境的成果，當社會進步而環境改變，自由民主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想與價值同樣遇到社會環境改變的沖擊，必須適應環境的改變，或需要進一步的思想理論與手段的細化與微調，自由民主也有與時俱進的問題，否則也就成為社會進步的阻礙。如同中國的一句老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自由民主也同樣受到實踐的檢驗，這個檢驗的標准是生命的本質利益，最大利益。

人類在組成群體與社會后也一直在尋找個體利益與群體利益的平衡，這表現在社會中個體與群體或群體權威的平衡，這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社會中不同群體與不同文化思想存在的的沖突，也是利益的沖突，沖突就是尋找新的利益平衡點，沖突觸發改變與進步，使社會利益達到新的平衡。當社會步入大眾民主時代，大眾以多數民主的方式控制了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操控了社會利益的天枰，社會利益的平衡點永遠向短期利益或民粹傾斜，而民粹的社會思想基礎就是政治正確，這就必然導致嚴重社會文化與思想的窒息。而作為社會文化與思想另一方面的科學知識與技術由於無關民粹或政治正確，將可維持拓展與進步。如果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是歷史的終結，而民主體制本身又無法糾正政治正確帶來的民粹主義，最后的人就不是一種人而是兩種人，麻木的隻盯著短期利益的社會大眾與意氣風發，並掌握財富與科技的社會精英。

9.19  社會穩定，有效治理，平等公平公正

現代社會三個最基本的條件，統一的國家與穩定的社會，平等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有效治理的社會。社會穩定是根本，有效治理是手段，平等公平公正是長治久安與可持續性的保証。這三個基本條件本質上就是社會追求最大利益的基礎，統一的國家與穩定的社會是一個國家與社會追求最大利益最基本的條件，失去這個條件社會隻能在內耗與矛盾爭斗中耗費社會資源。而隻有平等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才能激發社會各群體及個體共同合作又各盡所能去追求社會的最大利益，也達成個體最大利益。社會的有效治理就是理順協調各種社會因素，文化的政治的生產的因素，使社會的內耗最小，各種社會職能與功能發揮到最大，即社會管理功能低成本高效能。這三個方面都包含著政府的權威，管理能力與成效。

對西方發達社會而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與自由民主作為文化思想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相輔相成的原生與孿生的關系。自由民主作為社會生產與文化實踐有一個漸進與成熟的發展過程，西方社會近代民族國家就具有歷史承繼與地區文化催生的結果，公平公正本身就是自由民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標。總而言之，在西方發達社會，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理想與與民主體制作為社會管理的模式幾百年的發展與摸索，在第一與第二個方面都卓有成效。然而在有效治理方面，由於受自由民主制約政府權力思想的影響，民主體制與程序的權力制衡必然影響政府權力的運作與社會治理的效率，作為民主體制楷模的西方發達社會在社會治理方面亦有許多不足，這也使威權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效率成為普遍認知。 

然而對於社會的有效治理，由於涉及政府的社會管理功能以及政府的權力職能，也就涉及社會個體自由與政府社會功能的管理與平衡，對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這不僅是一個與社會歷史相關聯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文化習俗與思想價值認知的問題。同為發達的西方民主社會，英國與德國由於歷史與文化的差異，對政府功能就有著不同的認知。英國的小政府或必要之惡，以及德國的政府是集體（民眾）智慧，這無疑與各自社會歷史發展與民族文化，甚至所處地理環境都存在著緊密的關聯。而社會個體的自由與代表社會秩序的政府權能也是自由民主思想價值內涵的重要部分，這也說明作為理想的意識形態價值或思想理念不僅受制於相應社會的歷史與文化思想的，甚至對意識形態價值的理解或解讀也會因為社會文化的不同而出現差異，自由與社會秩序，以及政府管理的平衡將是為追求生命最大利益而組成群體與社會的人類永遠的話題。

對於非西方施行民主體制的國家與社會，由於種種原因造成民主體制與社會的不適或未能達到社會預期，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政府的管理職能失效或社會治理失效。造成社會治理失效的原因既有新文化與舊文化背后的利益博弈帶來的治理困難，舊文化積重難於革新除弊，社會大眾缺乏民主素養，也有政府缺乏管理能力的原因，缺乏管理能力也是民主體制新政府的普遍現象，這些問題無疑都需要時間使社會消化。新舊文化代表的的沖突也說明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不過是強勢文化的意識形態思想誤導，誤導大眾產生了對民主體制為社會帶來利益的過高期望，將普世價值當作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救世良方，忽略了普世價值作為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矛盾與不適。公允而論，撇開因進行民主體制改革而造成戰亂或國家分裂的極端例子，這些無疑是最慘痛與失敗的例子，許多施行民主改革后的國家與社會是否比起改革前能夠達到更大一些的利益，盡管未能達到預期的發展。以印度而言，幾十年的民主體制也許差強人意，但沒有民主改革或未施行民主體制的印度，會不會遠不如現今的印度，答案是確定的。靠殖民者強行武力統一並施行議會民主制的印度，在國家政治運作層面已具有一定的民主基礎，沒有施行民主體制的印度甚至會失去統一的社會基礎。

以自由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進行的社會改革，施行民主體制的目的表面上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理想，而本質仍不外乎追求生命的最大利益，現實中的表現就是社會與個體的最大利益，平等自由人權不過都是利益的表現。由於種種社會原因，民主體制的改革並未帶來人們預想的現實利益，而無論表面與根本的仍然是社會的有效治理，社會各群體的利益矛盾造成的社會失序，政府的低效等等，都會導致社會治理的問題。自由與群體或社會秩序，民主與效率無疑是一對天生與孿生的矛盾，或許永遠無解，隻能在群體與個體最大利益目標下尋求平衡。沒有社會的有效治理就不會產生社會的最大利益，無論是全社會還是個體的最大利益。毫無疑問，個體自由與社會秩序，與社會有效治理，都將涉及政府權力，這是不可偏頗獨大與需要平衡的話題，也一直是民主社會爭議的話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體制的監督與制約帶來的低效能，已成為普遍的詬病，如何做到有效的社會治理應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與社會現代性的重要指標。

9.20 新世紀 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決

20世紀是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決，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決，新世紀，21世紀將是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決。在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崩解之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似乎到了末路窮途，無可轉圜，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體制狹強大的社會生產力及與之帶來的社會財富，在與蘇聯長期的對峙似乎取得絕對勝利，這也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洛陽紙貴的歷史背景。然而，三十年過去，彈指之間，世事並未像福山所設想歸於終結，哪怕是一些端倪，而是峰回路轉，或柳暗花明，或扑朔離迷，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意識形態的爭斗似乎尚未了結，然而所有這些就如同蘇聯的崩解，僅是表面現象，歷史總是以其內在規律進行演化，而不是人們的主觀預期。究竟是什麼延滯了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最終勝利，又是什麼讓西方輿論不斷詛咒行將崩潰的中國，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式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由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化的受益者一躍而成為全球化的推手，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現象背后存在著歷史的必然，物質本質的必然。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曾經表現為是對專制與威權的反抗與斗爭，爭取個體更大自由，然而其本質是在環境不斷改變的情況下，社會不同群體與個體利益的再平衡。利益的平衡是特定歷史環境下個體自由與群體及社會秩序的基礎，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黑格爾所謂的為承認而斗爭隻是表象與唯心的論述，而表象的真正本質是眾多生命個體形成群體過程的利益平衡，生命本質，個體自由天性及利益在新環境的再平衡，生命的利益才是根本。在舊專制威權時代，爭取個體自由是對傳統專制與威權的反動，是社會文化與思想的進步，隨著專制威權體制文化思想的解體，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自由與民主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思想價值的一體兩面，民主以自由為旗幟，自由以民主為手段，然而最終走向民粹，進而傷害社會的群體協作，而群體合作，社會分工是現代文明的基礎，當自由主義成為社會主流意識也必然走向絕對的利己與自私，如果不是所有人，也是大多數人將個體短期利益優先於群體與社會中長期利益，因為大眾民主社會決定社會方向的不再是思想，而是大眾個體的眼前利益即選票，這已經是民主社會的普遍現象，為了選票政治人物必然做出不切實際的承諾，結果就是大眾的短期利益優先於社會中長期利益。自由主義作為沖破舊專制威權的驅動力最終淪落成為社會整體謀取最大利益的阻力與亂源，成為源於生命本質，成於反抗就體制的壓迫，最終卻成為妨害社會協作與進步的阻力，自由主義最終成為文明的異化，活生生的文明的異化的例子。

自由主義是自由思想的理論化，是特定歷史環境下受壓迫個體對生命衍生本質的回歸，自由與群體或集體是一對矛盾統一體。二十世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其本質是馬克思主義版本的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競爭，絕對的社會公有制與僵硬的計劃經濟以蘇聯解體宣告終結，這是兩種敵對意識形態理論社會實踐對決的結果，自由主義為本質的資本主義比僵硬計劃經濟更能帶來社會的最大利益。然而吸取絕對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國社會主義走向新的版本，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並存，中長期規劃與市場經濟互補的經濟模式，取代僵硬的計劃經濟，這種經濟模式既含有公有經濟也含有私有經濟，以其說是社會主義不如說是集體主義經濟模式，這個集體是全社會的大集體，目的是促進社會整體的最大經濟效益，社會最大利益。公有與私有資本共存也並非中國獨有，一些老牌的西方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有國有資本或企業，公有私有混合已是普遍的現象，國有或私有隻是手段與方法，目的與本質是經濟的穩定發展與追求社會整體最大利益。由於中國的公有資本比例應該遠高於其他國家的公有資本比例，這使中國政府對經濟也具有遠高於其他國家或經濟體更強大的手段與社會經濟調控能力，中國社會的經濟以全社會最大利益為目的，其本質就是集體主義的社會經濟，而西方國家盡管有國有資本，其經濟主體仍然以私有資本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社會思想根本，所有資本與企業以各自利益為目的，是絕對的自由主義經濟。

所有社會與歷史的現象，無論關乎文化教育經濟軍事，以及形形色色的思想宗教意識形態，都是以人為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生命，而生命的本質就是生存茁壯與繁衍，生存茁壯與繁衍離不開滋養生命的養分，追求最大的滋養生命的養分就是追求生命的最大利益，這就是生命的本質，這在第一章《生命與自由》有詳細闡述。而所謂的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即自由主義不過是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下的思想理論與意識形態，都不過是生命本質追求最大利益的思想理論化的表現，而自由僅是是生命本質的衍生屬性（詳見生命與自由），自由與生命本質追求生命最大利益相比僅是可以為生命利益犧牲或交換的條件，群體所產生的秩序與法律就在群體中規定了個體所能享有的自由，這就是生命個體為追求最大利益而組成群體，並放棄部分個體自由，個體遵循群體秩序就是為獲取利益犧牲個體自由的最佳例子。有集體就必然有集體文化或集體主義觀念意識或意識形態，集體主義意識或意識形態自古有之，它即是人類文明與進化的成果，也是未來社會進化的基礎，沒有集體（群體）就沒有社會，就沒有文明與進步。文明的群體本質與基礎-利益，以群體秩序與社會法律的形式規定了群體中個體自由的框架與邊際，集體主義永遠是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的思想與文化平台。

二十一世紀就是走向全球化的世紀，全球化過程就是一種包容性大文明的形成過程，通過促成全球共同產業鏈與共同市場的形成，使人類在特定的生產條件下物質生產與效益最大化，其手段就是全人類的共同協作，這也是集體主義的表現。二十一世紀，新世紀，不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對決，或自由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對決，實則是本質是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決，對決的最后關鍵就在於哪種模式能促進社會整體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