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路 12.3 第十二章 理想中國（3）

 12.8  思想的解放與批判是自由思想的根本

禁錮使思想窒息。自由與解放總是相關聯的，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會有思想自由。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窒息源於受到兩個方面的壓迫，一個是物質現實或社會現實的，即現實皇權暴力的壓迫，一個是傳統文化思想的自我禁錮，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存在的思想枷鎖。皇權暴力壓迫使社會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傳統文化思想則形成思想的自我禁錮。以現代社會資訊的流通與社會人文風氣，思想的自我禁錮與外在的社會的物質環境壓迫相比，思想自我禁錮對自由思想更具殺傷力與危害。這些思想的禁錮就是由於種種文化與歷史原因在社會普遍思想意識中形成的所謂正統思想理論，使人們自覺與不自覺地依循所謂正確或社會認可的思想意識，任何突破都是離經叛道。思想禁錮在傳統中國就是儒家思想，現代社會就是左或右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這些被認為是正統或正確的思想理論為自由思想規定了思想的方向與空間，成為自由思想看不見的籠子，這些思想的籠子將社會思想囚困在脫離社會物質現實的空間，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使思想失去社會物質現實的滋養，使自由思想一方面失去社會物質的基礎，而另一方面隻能在看不見的籠子裡轉悠，這樣的思想是活思想也是死思想，不能產生任何引領社會的文化思想功能，社會也失去方向，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的寫照。而現代社會的政治正確，以及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也會產生使社會禁言的后果，同樣產生扼殺新思想的社會效應。在中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那些所謂的自由派學者一方面不遺余力地宣揚普世價值，然而另一方面對自由民主在現實中所遭遇的問題，社會動亂，國家解體，以及民粹卻視而不見，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政治正確帶來的思想盲點或思想遮蔽。政治正確與意識形態思想都會產生思想的遮蔽，成為思想的枷鎖，必須解開這些枷鎖才會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思想需要批判。思想的生命在於批判，而社會現實與物質存在就是思想批判的源泉。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籠子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諸子百家，這些傳統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或思想方法與模式，即關於社會與自然的世界觀或作為社會文化思想的哲學基礎，即奠定也限定了中國傳統人文的思想方法與模式。道家思想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道的玄虛，佛學深奧而引向內在心學的空寂，儒學偏於社會道德規范的偏狹。這些學說不是過於狹隘，就是偏於玄妙虛幻，不僅都脫離了社會物質現實，使思想失去社會物質與生產的滋養。思想失去社會現實與存在的比較，就失去了思想批判的根本來源，失去批判的思想就失去思想的反思能力與活力，失去批判使不同思想失去相互的激蕩與交流，而這往往是新思想萌生與糾錯的源泉與動力。更有甚者，皇權暴力外加的社會威權框框，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其尊卑有序的道德觀念不允許對權威的挑戰，否則即離經叛道，這樣的社會文化習性必然禍延社會文化與思想體系，使社會思想失去思想批判的社會功能，沒有思想的批判就沒有社會思想的活力，中國傳統社會本質上不存在產生新思想的社會基礎，即使有新的思想也難逃社會環境打擊，落入枯萎的命運。

在曾經極左意識形態橫行的中國，極左的意識形態就是一種政治正確，盡管這種政治正確或以思想理論為基礎，或以最高權威與權力的強勢引導，都也同樣剝奪了社會文化與思想正常的社會批判功能，思想的禁錮與熏陶，缺乏思想批判的鏡子，使人們的思想意識不自覺地甘於思想禁錮的籠子。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之時展開關於實踐與真理的討論，就是以社會實踐與現實展開對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批判，然而這種討論也是以權威默許甚至引導為前提。對極左意識形態理論的批判，使人們重新解放思想，使思想打破極左意識形態無形的籠子，就是以社會實踐打破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思想框框。思想的解放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個成功的戰役，同樣是思想批判的成果，誠然沒有思想批判與解放就不會有后繼改革開放的成果。傳統中國文化不僅在思想上限定了中國人的思想的模式或思維方法，也在社會現實環境規定了思想的框框，而左的或右的意識形態則限定思想不可觸碰的邊際與方向，隻有自由的思想批判才能打破這些思想框框，而社會現實及社會最大利益是思想批判最有力的武器。

思想的本質就是為人類生存與社會尋求更大更廣闊的的利益與空間，自由思想就是拆解所有的思想藩籬，而哲學為思想提供扎實的思想方法，以及以生命本質為基礎的思想方向。哲學就是追問事物的本質，所有自然與社會事物的本質，就是對現象本質的追問，也決定了哲學同樣是所有社會思想的基礎與本質，其余文化現象不過是社會哲學思想或所謂本質的表現。哲學的方法就是拆解，拆解就是簡單化，在不斷拆解中找尋本質尋找答案。所有的生命進化都是組合，在不斷組合中求生存利益，進化，群體，秩序，社會都是不斷組合的結果。作為高等生物生命的人類早已跨越盲目原始試錯的低級生命階段，以思想為手段，對現實的不斷拆解，尋找答案與本質，以本質認知為根本，不斷組合社會進步進化的基礎，而自由思想則是這一切健康的土壤。思想的價值在於其前瞻性。

思想對人類有著重要的啟發警示及引導作用，思想不一定是對的，更不必是真理，思想的前瞻性將引導社會的具體實踐。沒有思想的民族沒有未來。

12.9  意識形態存在對思想的誤導

任何社會思想理論都是相應社會環境的思想成果，都可能帶有特定社會物質條件的局限，有局限就可能產生誤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同樣可能存在對思想的誤導，執著於意識形態思想的原則與理想而忽略社會客觀現實，如哈耶克以對集權及計劃的批判來說明其可能帶來的危害，然而這種批判應當成為所有管理者政治家，以及立法者應該注意的警示，而不應該成為一切社會集權及計劃的禁制令。人類為追求最大利益組成群體，自由與秩序如同分權與集權都是人類群體管理可能的相應狀態，自由就是群體中不適合於群體管理的分權的終極表現，而秩序就是一體化的集權規范，僅是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兩者表現不同，本質並不矛盾，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現代術語中所謂去中心化與中心化，無論是去中心化還是中心化都是為了達到最大效益也即利益，去中心化有利於體系的靈活性與效率，中心化就意味相應的集權具有統籌協調規劃的長處，管理的范疇與著眼點各有不同，不問具體緣由僅出於意識形態的信仰而反對集權及計劃，或推崇個體自由，挑戰社會秩序，都無疑使意識形態成為妨礙社會有效管理與變革的教條。

同樣在當今的西方社會，政治正確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思想價值為基礎的思想禁錮，這是一種由意識形態思想引導走向民粹的必然結果。政治正確的思想基礎就是被冠之於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思想。現代文化思想語匯中，自由民主以及普世都是不可抗拒，具有社會強迫性意涵的詞匯，有如宗教的上帝與天堂，是信仰的基礎根基，不存在任何討論與批判的空間，否則就是異端。在政治正確的社會環境下，社會文化與思想對所有與政治正確相關的事物失去社會批判的正常功能，對被認為是政治正確的思想更是如此，這也使民主最終走向民粹，民粹的社會思想本質就是多數為准則的政治正確。曾幾何時，以追求公平平等自由為旗幟的自由民主走向民粹，最終成為禁錮社會思想的霸主。把意識形態理論當成像宗教一樣的信仰，不僅使意識形態理論走向極端，無法糾正意識形態理論的缺陷，也會窒息思想，輕則阻礙社會進步，重則誤導社會走向災難，已經有許多事例說明這點。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曾經成為引導社會進步的燈塔，也有如警示危險的航標，而不是藩籬或不可逾越的障礙，就有如人們踏青與登山，人們不會因為野外有危險生物或懸崖峭壁而禁足，而是對危險做相應防備或在危險處標於警示。

思想是人類獨有生命現象，意識形態則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社會思想文化現象，生命需要養分與自由空間，思想與意識形態同樣也需要養分與自由空間，失去養分與自由空間生命將走向窒息，思想與意識形態同樣如此，而思想與思想批判就是思想與意識形態的養分與自由空間，社會物質基礎或生命自然屬性是這一切思想意識活動的基礎。離開社會物質基礎，一切思想活動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落入空洞的概念游戲。將意識形態理論當成一成不變的信仰，成為脫離實際的教條，使意識形態理論在思想上脫離現實的批判，甚至成為扼殺新思想或思想批判的所謂政治正確的大棒，這都使意識形態走入死胡同。

12.10  意識形態存在思想與時代局限

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近代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作為社會革命的理論，是執政黨在革命歷史階段凝聚社會革命力量的重要手段，由於在社會革命時期的所起的作用，在社會輿論與理論上，也成為建國與和平建設歷史時期執政黨執政合法權力的依據。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已顯現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基調與過於理想的設定在社會現實中的局限。為解放思想，為社會思想創造更廣闊的空間，並不是排除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社會思想理論，而僅是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唯一及根本的理論，然而仍然是思想理論之一。在中國社會的實際建設工作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旗幟性與標識性作用遠大於社會實際工作指導的作用，而由於歷史與思想理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社會思想仍有著巨大的制約與影響，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社會思想上已成為執政黨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也制約著社會的文化與思想的發展，成為思想自由的框框。而走出舊意識形態思想的框框，必須有新思想理論的承接，否則就會落入思想空白而造成社會思想混亂，走上前蘇聯崩潰之路。

改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思想理論的基礎不僅產生對黨的執政合法性的質疑，以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作為對執政黨的挑戰，這種觀點其本質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價值狹隘民主思想的表現。西方民主思想總是將一人一票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作為權力的唯一合法來源，排斥不同權力模式的合法性，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勢文化思想霸權。就西方社會權力基礎而言，也並非總是民主決定政權的合法性，也不乏以暴力為手段或基礎的權力，如南北戰爭中失敗的南方，其政權是受到南方社會大眾擁戴的，然而並沒有使南方作為獨立國家的權力，並非質疑暴力或民主的合法性，而是說明民主並非唯一形式，西方也有無數暴力合法的先例，將民主作為權力合法的唯一基礎是站不住腳的，民主選舉不是政府權力的唯一合法依據。一個社會或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民主選舉是來源之一，但絕非唯一，社會文化以及歷史傳承與現實都是決定權力合法性的基礎，將民主與大眾決策基礎作為權力合法的唯一基礎就是民主逃不脫民粹的必然結果，權力合法性最合理的基礎是社會的最大利益。

12.11  堅持意識形態終極目標的利與弊

意識形態思想作為社會追求的終極目標，這就使意識形態思想成為最現實的思想坐標與社會發展的航標。思想方面，理想的標簽使意識形態成為像宗教一樣不容置疑，不容批判的思想，意識形態的社會實踐最終走向極端。意識形態作為思想理論與社會思想斗爭工具的需要，也必然產生強迫性社會效果，也就是選邊站的社會效應，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確與民粹，以及階級斗爭與公有制，計劃經濟等等，對思想都有強迫性的社會效應，使社會文化失去思想批判的功能，這些都是意識形態理想標簽化的必然結果。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政治運動就是最好注腳。理想的標簽化嚴禁思想的批判，思想失去批判，就必然走向極端，意識形態理論成為窒息社會思想的框框。

就社會現實而言，意識形態長期作為凝聚社會力量，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使其自然而然地帶有明顯的或隱喻的，合法或脅迫的社會多數暴力的陰影，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這也使意識形態理論成為形成社會政治力量或脅迫社會的手段。這就使執著於意識形態理論有利也有弊，思想上利就形成社會共同的方向與共識，以共同的方向凝聚社會力量，組成穩定的社會基礎，弊就是社會思想必須以意識形態思想為基礎，限定了社會的思想界限，成為思想的桎梏。

思想解放應避免蘇聯式自我否定造成社會基礎解體。回首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每當社會發展出現瓶頸，都必須進行社會指導思想的討論，拓寬思想，解開枷鎖，拓展新的境地，社會經濟與文化就有新的發展，否則就停滯不前。而意識形態理論就是社會發展不斷要解開的思想束縛，中國要做到真正的解放思想，思想自由，就是要擺脫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束縛，然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是中國現代社會政府與上層建筑確立的思想理論基礎，任何對意識形態理論的質疑都觸及社會體制的根本，關系社會的持續穩定與發展，危及社會的根本基礎。蘇聯的崩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表面上看蘇聯裂解是經濟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思想上對意識形態思想基礎的自我否定，造成的思想混亂所致，使社會體制失去合法基礎，修憲否定黨的體制也成為必然，這個承受希特勒納粹鐵騎攻擊未曾動搖的國家，卻在思想自我否定之后分崩離析。而社會改革力量所冀望的自由民主價值並不具有穩固的社會階層，舊思想的自我否定導致舊體制的瓦解，新思想不可能短時內產生穩固及時的社會效應，這是所謂震蕩療法的必然結果，蘇聯解體是必然。

12.12  走出意識形態 思想解放的根本

由於長期的輿論引導與宣教，意識形態思想意識已成為相應社會的文化價值，進而成為不受質疑的社會基本價值，成為社會普遍的思想基礎與框框，對事物的判斷不是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以事物的最終實際結果為基礎，而是以意識形態的價值作為判別的基礎，這也是所謂的政治正確的社會思想根源。然而意識形態體現的僅是社會文化思想在特定社會生產環境的價值取向，是特定社會物質生產的產物，這些物質生產的不過是社會追求利益的手段，利益才是社會的本質，而不是社會思想價值，思想價值不過是利益在特定物質生產環境下的表現，以意識形態思想價值作為是非曲直的標准，或社會本質利益的標准無疑是本末倒置，這也是以意識形態思想為主導的現代社會危機根源所在。如前所述的自由市場經濟，絕對自由與放任的市場符合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然而造成的經濟極度擴張與蕭條不僅造成社會的浪費，也使社會中下階層群體承受經濟起伏帶來的痛苦，極大傷害部分群體的切身利益，造成社會不安，最終也會傷害社會全體利益。所有社會利益分配都是社會主流或強勢思想價值的體現，而社會革命就是對社會現行強勢思想價值的反擊。體現自由民主價值的民主體制同樣存在思想價值超越社會利益本質，引發社會矛盾與危機，政治正確使民主走向民粹，社會治理走向低效，社會問題延宕無解，都是對社會的傷害。而最終的解決之道就是走出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框，使社會思想得到根本的解放，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答案。走出意識形態思想框框也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關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本質就是打破意識形態思想的禁錮。

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考。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黨與政府所堅持指導思想，也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根本思想基礎。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始終堅持兩個最根本的原則，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公有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必然物質體現，而黨的領導是根本的政治保障，也是中國社會大一統與最大利益的政治保障。沒有大一統政治集團政黨的領導將是國家與社會的解體，蘇聯就是前車之鑒，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文化價值也成為維護黨的領導的社會文化基礎。黨的領導是不可須臾放棄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是執政黨撬動社會經濟的杠杆與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工具，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以及追求共同富裕的必要經濟管理手段。這兩條對中國而言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根本，其余的對社會的現實與治理並不是必不可少的社會基礎，僅是一種宣示性的社會作用，包括意識形態思想與理論。

就社會現實而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僅存在旗幟性的象征意義，而解放思想，自由思想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根本與基礎，即要破除社會思想存在的思想框框，又要避免改革過程出現蘇聯式的思想混亂造成社會危機，就有必要為社會思想劃下根本的底線，作為對社會可能危機的警示與掌控，堅持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具有為社會思想劃底線的現實功能作用，就這一點而言，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無疑具有社會政治保守力量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本身就是革命的理論，帶有強烈的資本主義初始階段的時代背景，具有強烈革命基因的革命理論，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與中華民族文化復興需要更加廣闊的思想空間，對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理論基礎也應該受到實踐的檢驗，而實踐的標准就是社會的最大利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社會的經濟建設與理論實踐已超越以社會革命為目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經濟學對經濟建設並不具有現實的理論指導作用，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總是不斷強調解放思想，也即是作為思想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從某些方面已限定了人們的思想，成為思想的框框，不走出思想的框框就不足以開拓新的天地，而中國特色與初級階段就是就是對意識形態教條的隔離與防火牆，排斥理論教條對社會經濟建設的干擾。於其出於社會建設與實踐的需要不斷地進行思想解放，或可將堅持社會主義公有主體基本原則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的理論基礎，為社會思想與實踐開拓更為廣闊的空間，或者說走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框，使自由思想具有更為自由的空間。

由於歷史與社會革命的原因，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理想，成為革命政黨不容質疑的意識形態思想，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生產本質帶來的社會危機仍有指導意義，而關於社會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理想設定已超脫社會現實，對社會具體實踐並不具有太多的指導意義，這對於產生於一百多年前的社會革命理論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理想的標杆，馬克思主義無疑具有社會發展的警示與航標作用，以及為社會形態發展的航標定位，而不是社會具體實踐的指南，這也是為什麼08年金融危機，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帶來熱潮，然而其目的也僅是出於對相應社會問題的定位與哲學的思考，尋求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社會形態或資本生產所有制的改變。

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是一定社會環境設定基礎或條件下的哲學思考與社會終極目標，馬克思主義所設定的兩大基礎，社會生產與社會生產相關的社會階級，社會生產是社會的物質基礎，而社會階級是生產與分配的結果，生產與分配的改變將改變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使舊有社會階級的緊張對立緩解，甚至不復存在。現有的社會生產與百年前馬克思時代一樣，仍是資本的生產方式，而生產技術的進步，物質豐富與福利制度的出現，使社會不同群體關系趨於緩和，社會階級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礎不再具有特別的社會現實意義。而資本大生產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是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資本大生產帶來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危機，不論是資本主義還社會主義都是同樣要面對的社會經濟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即是凱恩斯與哈耶克爭論的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也即是管理手段的不同，而哈耶克也不是絕對的自由經濟，也不反對一定的社會救濟，這就使兩種經濟政策隻有手段輕重緩急的不同，而不存在本質的不同，即無關社會制度。

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質是建立在哲學與社會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社會革命理論，政治經濟學更是帶有明顯的十九世紀時代特征與革命基因。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與西方工業化時期的社會有許多不同，需要新的經濟學理論。政治經濟學具有明顯的革命基因，是革命的理論基礎，然而社會革命隻屬於人類社會特殊的歷史時期，是特殊的社會現象，並非普遍的一般的社會現象，經濟才是社會根本基礎，社會經濟建設與管理需要普遍與一般的經濟學與社會經濟管理理論。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的根本問題是經濟發展與管理，而不是革命，楊棄帶有明顯社會革命基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有利於思想的解放與自由思想。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疑為中國在新時代的社會實踐設立了契合社會現實的思想路線，即為社會發展形態限定方位與底線，又擺脫意識形態教條的桎梏。意識形態可以成為預警的航標，然而不是方向，更不是目的，保持安全距離，而准則就是社會最大利益。意識形態理想於中國社會實踐有如可望而無需趨近的目標，這個理想的距離就是社會最大利益。

除去旗幟性的意識形態，中國社會與體制隻有三項最根本基礎，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黨的領導，這是大一統即最大利益的基礎﹔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契合中國傳統文化集體主義的價值，也是實現大眾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奠基人，是現有體制也即是現代中國的第一塊也是最根本的基石，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尊重歷史與文化傳承的合理性合法性，毛澤東思想就是歷史與文化傳承的象征。歷史上的極左時期造成的社會傷害，也使社會留下裂痕，然而全面客觀理智對待歷史考驗與顯現一個民族文化思想的成熟與智慧，對歷史的概括承受其目的就是維護社會最大利益。毛澤東作為歷史人物對中國現代社會與歷史具有巨大影響，毛澤東思想既是毛與中國革命與社會變革歷程思想的成果，也是中國社會近代繼承傳統文化與借鑒西方先進思想的結晶，其意識形態部分已被歷史所揚棄，而其思想方法論或思想體系應該成為中國體制的歷史與文化傳承基礎，符合中華文化思想傳統與價值，其政治遺產鑄造現代中國社會的根基，對毛的否定就是對形現行黨的體制也是對現代中國的否定，將從根本上動搖現代中國的根基，最終傷害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強調毛澤東的思想作為社會的思想基礎與旗幟而不是意識形態理論，標志著中國近兩百年以洋為師，洗心革面的工業化進程告一段落，中國將不再是為救亡圖存，對西方文化思想價值病急亂投醫式的無批判學習引進，而是以自有思想體系為基礎，有批判與思考的學習引進，而批判的標准就以中華民族文化集體主義傳統價值為基礎的社會最大利益，而不是左的或右的意識形態，這將使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真正建立在中華固有文化基礎之上，一個以中華固有文化基因為基礎的文化復興，這個最根本的文化價值就是集體主義。中國社會在全面客觀吸收消化西方現代思想理論，包括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基礎上，應該走出西方文化思想的框框，西方思想如同所有人類社會思想都是中國社會思想的源泉，然而不應是框框或不可逾越的障礙，以中華民族數千年與近代社會變革的文化思想沉澱，中國完全可以走一條符合中國文化與國情的民族復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