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路 11.2 第十一章 未來中國的三種可能發展（2）

 11.3  社會主義與新科學主義意識形態

如果以現有模式走下去，中國社會在思想上很可能走上社會主義與新科學主義結合的意識形態。對二十世紀僵化計劃經濟的揚棄，社會主義的思想內涵僅存留兩個最根本的因素，一黨執政與國有或公有企業。一黨體制是維護意識形態思想與執政的根本，公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與堅持意識形態的最現實的社會表現，兩者互為基礎不可或缺。威權體制由於缺乏體制外的制衡，就存在權力腐化與尋租的弊病，強化體制自我管理手段將成為執政黨的重中之重，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強化官僚體系與社會經濟的管理也必然成為重要手段，而科技的發展與大數據的數據分析無疑對這些需要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技術手段不可能從根本上本質上解決體制與社會問題，但可以緩解社會問題的迫切性與緩解可能產生的社會尖銳對立，就如同科學技術帶來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並不能解決資本生產勞資分配與對立的矛盾，然而緩解了其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同階層根本的矛盾對立，資本主義生產可以在高生產率帶來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裡，從容面對與紓解社會財富分配問題。

由於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大眾看得到的經濟利益，中國社會已渡過蘇聯與東歐社會經濟危機引發改革，改革導致社會體制坍塌的危機時期，然而社會發展仍然需要相應的社會思想體系作為體制與社會文化的基礎。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局限，經濟發展與思想解放也未能使中國發展出與社會經濟發展相互洽合的新理論體系，中國特色與初級階段不過是隔離原有意識形態教條的防火牆。科學技術知識的開拓與過去的經驗積累，無疑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提供了二十世紀不具備的知識與手段，這些科技與社會管理知識與手段帶來的成功也必將促使中國社會自然而然走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新科學主義相混合的意識形態，這裡說新科學主義是為了區別於舊有的科學主義。科學僅是一門工具，而舊科學主義跨越科學的工具性，將科學當作一門可以超越與主導社會人文思想的意識形態，無疑已跨越自然與社會或物質與精神的邊際，也受到批判。而新科學主義僅作為社會與體制管理的輔佐手段，又是如此重要的手段使之成為像意識形態一樣重要的社會思想基礎，成為體制現行意識形態的重要理論思想補充。這種社會主義與新科學主義相結合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是公開的旗幟性的，新科學主義是隱晦的重要的基礎性的輔助手段，在不涉及意識形態條件下對社會治理與經濟管理具有主導作用的輔助手段。新科學主義作為重要社會管理手段有利於防止過去一切於意識形態為根本的一元思想，避免意識形態教條的思想極端，或減少意識形態脫離社會實際所可能造成的失誤。意識形態可以彌補新科學主義社會人文的不足，意識形態如果不能彌補人文的不足，至少也能為科學對社會人文的影響與發展提供相對客觀的邊際。兩者結合成為中國社會新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彌補社會思想理論的不足，以科學為社會治理手段回應社會現實需要，也是非常可能的。

無須諱言，中國社會文化有許多不足之處，傳統社會文化思想與習俗對現今社會也存在許多負面與深刻的影響，這也是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然而隻要中國堅持開放國門，信息流通以及國內外不同社會現實與政治體制功效的對比，都無疑為中國政府與社會大眾提供一面自省與反思的鏡子，這面鏡子無疑也補強了官員權力缺乏監督的體制短板，與民主體制的民意監督輪流執政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幾十年改革開放打下的社會經濟基礎，使中國能夠從容面對變局，而幾十年累積的經驗使中國能夠客觀審視各種外部思想意識潮流，重蹈當年蘇聯被西方輿論牽著鼻子走，最終車毀人亡，這種可能性是極低的。開放國門，堅持對外交流是中國體制與社會健康穩定的重要保障。  

政治體制改革猶如駛向未知的新海，充滿太多變數，思想理論就是引導具體改革的航標，沒有思想理論就失去對所有變數的檢測與評估，以及危機處理的機制，這樣的改革對社會以及體制精英而言都是非常危險的，以中國現有情勢無疑多此一舉。保守的社會文化，缺乏體制改革意願的社會精英群體，社會中產階層滿足於穩定安全的社會環境，以及不差於甚至優於大多數所謂民主社會的生活，這些都使中國社會難於自生出具有突破性的社會新思想，而自由派執著於空洞普世價值，滿足於對國內問題的批判，卻無視海外民主體制困境，也與民意脫節，難於形成社會改革的動力，中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沿著現有模式走下去，而社會思想體系就是意識形態與新科學主義的混合。也許會有質疑，現有模式能維系多久，以現有全球經濟環境與物質生產基礎，這種與新科學主義相結合的意識形態，隻要做好對絕對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隔離，這種混合型意識形態有相當的可持續性。

11.4   第二種情形 走民主之路

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即走西方民主體制輪流執政之路。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是相當一部分社會改革人士或知識分子希望與呼吁的社會改革之路。毫無疑問，這是近代的歷史潮流，然而潮流就是真理，就正確嗎。社會潮流的本質是什麼，潮流是否也有時間性，潮流之所謂潮流不就意味著時間性，受時空的制約，受社會物質條件的限制，這無疑是肯定的。自由民主不僅是工業化與現代社會發軔的基礎，更是近代文明的燈塔，其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有著特定的時代與物質環境。二十一世紀的民主體制出現的問題，或確切的說民主已然走向社會民粹，民粹就是民主從社會進步的力量衰敗為滋生社會亂源的開始，也是當今民主社會亂象的社會根源。

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的各個國家與地區的民主改革，不論是成功與失敗，除個別東亞地區與少數其他地區取的成果，大多數都不如中國的改革成果。撇開官方的意識形態與民主改革的諸多爭議，民主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什麼，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價值與理想，本質還是利益，社會大眾的利益。需要說明的是，在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大眾的的最大利益有著不同的標的，或者說社會個體的切身利益集中表現為具體是社會改革目標，改革的目標也決定改革的手段。在西方工業化初期，由於原始資本積累帶來的血汗壓榨，不同社會階層的嚴重利益對峙，工人群體為追求捍衛自身利益不惜以社會革命作為手段，聯合國外革命力量，破壞社會秩序，改造社會，最終迫使社會變革與進步。然而進入二十世紀末葉已降，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與社會法律健全，以及救濟機制的建立，社會革命帶來的不確定與社會成本有目共睹，革命已失去做為社會進步的充分理由，也不是社會變革的必要手段，維護社會的穩定也成為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社會大眾最根本的利益是社會的穩定，沒有社會的穩定就不會有大眾的利益，對幅員廣闊，民族與人口眾多的中國更是如此。如前面已分析的民主改革必然帶來文化與社會的諸多矛盾，最終導致中國的解體，蘇聯就是最好的例証。

簡而言之，中國並不具備施行民主體制的社會文化基礎與容許中國社會進行民主改革所需要的平和寬容的外部環境，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中國內外敵對勢力就是等待中國掉入民主陷阱的黃雀。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對這種觀點必然嗤之以鼻，不以為然，不同的觀點可以交流探討，無需非達成共同認知不可。《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在書中第十一章《在教育的國度》有這樣的一段敘述：

‘蘇聯不可能既實行民主同時又保持統一，因為蘇聯各民族之間在共享一個共同的公民資格和身份上沒有共識。隻有在這個國家瓦解為更小的民族實體時，民主才會出現。’

同樣地域遼闊，民族繁雜人口眾多，中國各民族各地區之間在共享一個共同的公民資格和身份上是否有共識呢。以中國眾多的人口，歷史與文化，以及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答案是否定的。這從中國民族省份及台灣地區即可得出結論，也即是福山《歷史的終結》對蘇聯所的出的結論，同理可以推及中國，即中國不可能既實行民主同時又保持統一，中國實行西方式的民主體制就是走前蘇聯的路，也將是自取滅亡之路，也即是說民主體制並不契合中國最大利益，或者說不契合中國追求最大利益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國。前些年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中國成為話題，似乎也預示著關於中國社會改革存在可為與不可為，或什麼路可以走什麼路不可以走的思考，而可為與不可為的准則是什麼，這個准則的標准不應該是意識形態或普世價值，而應該是中華民族整體的最大利益。

然而不能走並不等於不會走，蘇聯走向崩解也在人們的臆想之外，威權體制下權力意志由上至下的灌壓執行模式，最終決策的權力歸於體制頂端，社會的變革方向歸於權力頂端，而頂端之下的各個層級僅是執行機器，不具有自主的思想功能與橫向互動，或質疑甚至否定上層旨意的思想或意願，這既是威權體制效率所在，也是致命弱點所在。隻要處於威權頂端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體制自我否定的變革，就會走向不歸路。中國社會的權力體制同樣存在這樣的危機，即來自頂端的對體制自我否定的危機，並以此帶來的改革，這種改革也必然引發社會群體事件激發廣場效應作為社會響應，外部社會壓力促使體制施行本質上缺乏思想理論與方向的改革，必然以一人一票的民主體制作為改革的方向，結果是無數隻手超控社會的方向，其中也有外國勢力無形的手，中國必然走向裂解，最終落入蘇聯的結局，中國從此成為歷史名詞。

威權體制存在源自於頂端的病變，而《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認為中國沒有解決壞皇帝的問題，似乎民主體制輪流執政是解決壞皇帝的唯一選項，然而將壞皇帝的概念引入現代中國社會，不僅是對中國歷史的誤解，也是對現代中國社會的誤讀。壞皇帝無疑可能帶來兩極端后果，一個是倒行逆施使社會失序，另一個是皇朝顛覆，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原因。歷史上中國傳統社會皇朝的興替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傷害，然而皇帝的好壞並不是皇朝興替的最終原因與本質，社會文化才是皇朝興替的必然與本質。末代皇帝未必就是壞皇帝，而壞皇帝也未必導致天下大亂以至皇朝崩潰，隻要威權體制沒有病變解體，就有修復的機會。平息太平天國的清王朝，其存繼就在曾國藩的一念之間，‘鼎之輕重，不可問也’，也許不忍蒼生受苦，也許自知年老體衰，沒命坐大位，作為鎮壓太平天國的最大軍閥，曾國藩不打算造反，其他軍閥也自然斷了念頭，清皇朝也迎來所謂中興，再活五十年。中國歷代皇朝走向滅亡，並非由於壞皇帝，而是社會文化將皇朝體制推向腐敗，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宿命。其根本原因是皇朝與社會現實隔絕，權力中樞失去管理社會的功能，社會失序，走向改朝換代。中國歷史存在周期性皇朝興替，壞皇帝不是根本原因，昏庸導致社會失序才是崩潰的原因。而現行體制不存在權利中樞因昏庸而失序的可能性，政府官員逐級而上，其知識以及對社會的了解與舊官僚絕非同日而語，現代社會的資訊與輿論，也不存在權力中樞與社會隔絕的可能。至於不稱職與低能，或乾綱獨斷的政治領袖，任何體制都有可能出現，民主體制亦不例外，而且出現可能性更高，然而民主選舉輪流執政無疑具有對政府領導者糾錯的機制，避免社會走向崩潰，這無疑是民主體制的優點。威權體制的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應該不是低能的領袖，然而領導改革使國家走向崩潰，是否比壞皇帝還糟。威權體制毫無疑問存在權力不受制約的體制基因，無關中國歷史上好壞皇帝的現象，威權體制的權力機制無疑存在產生戈爾巴喬夫式的，來自中樞自殺性改革的可能性，使國家解體。

威權體制下，社會群體事件可能是觸發社會激變的突發點，以中國體制與社會文化傳統，社會精英與大眾跟著權威走的社會文化習性，最終決定權仍然在權力頂端。在中國發生由於權力最高層的對體制的自我否定，從而進行西方民主體制改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這種傾向，中國不存在歷史上壞皇帝的危機，但存在戈爾巴喬夫自殺式危機，這也許是中國走上蘇聯不歸路的唯一可能性。

改革應避免的托克維爾現象。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如此論述，“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也就是， “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常被解說成“鬆動崩潰”。

也有稱為托克維爾定律或托克維爾困境，定律是必然發生的現象，過於肯定，意味革命必定發生，不符合‘最經常的情況’這一陳述，而困境一詞帶有貶義，亦不符合思想討論應該持有不褒不貶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也有稱悖論，效應，而現象應該是最妥確的用詞。

托克維爾現象如果不是政體改革面臨的存在的普遍現象，也應該是積疴日久的政體進行改革常常有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本質是，改革的主導者即使有明確的計劃與目標，但缺乏明晰的完整的改革思想理論，以及對社會大眾明確的輿論引導，特別是當改革主導群體對改革方向出現分歧，社會輿論混亂，任由社會謠言煽動大眾情緒與不安，在改革遇到危機時缺乏危機處理機制或束手無策，至使社會失序，改革失敗，社會走向革命，這也是法國大革命前及其后相當歷史時期，拿破侖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除外，法國社會常有的現象。完整明晰的思想理論，以及危機處理機制與決心是改革成功的必要准備，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與危機處理也証明這點。

自由民主雖有不足，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標配，卻是中國不可行之路，亡國之路。然而視而不見，或得過且過，都是招人詬病的，這也是中國體制遭受西方輿論追打，且還手乏力的根本原因。這也是思想潮流與政治正確對社會思想的遮蔽與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