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路 10.3 第十章 中國體制（3）

10.5  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

追求利益是驅動社會進步最根本的動力，利益同樣是社會改革最根本的動力源，衡量改革與發展的標准就是社會最大利益。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過去簡單粗暴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經濟困境，走出舊有意識形態的窠臼。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經濟與社會大眾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進一步的改革與開放也必然是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然而如何改革才是關鍵，走西方人的路，進行民主政體的改革，多黨輪流執政，也即是實行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一種受西方輿論認可，也是中國相對一部分人士的認知，一條政治正確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然而，任何社會改革必然牽動社會利益的分配，引發利益的沖突，這就是改革的機會成本，不論自由民主價值的理想多麼美好，自由民主的實踐同樣有機會成本，對蘇聯而言就是改革失誤導致國家的解體，對一個國家而言是無法承受之重。蘇聯的前車之鑒，對中國社會是最現實的警訊，改革尤其是涉及國家社會根本根基的改革不僅觸及國家未來，甚至改寫一個民族的命運。這就需要一個衡量比較的標准，而比較的標准就是生命的本質最大利益的實現。如果做不到最大利益或者背道而馳，就說明其並不適合於中國社會及國情。

任何社會文化思想價值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自由民主思想價值亦不例外。既然整個社會，各個社會群體，以及每個社會個體都是以利益，並且是最大利益為核心，社會最大利益也必然成為社會改革的第一考量或改革的根本方向。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成效斐然，但也存在不少現實問題，中國走過的是一條不同於其他國家與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道路是否有可持續性，未來怎樣的發展與改革設想都應該是為了追求穩定的持續的社會利益，最大利益。那麼什麼是中國的最大利益。

什麼是中國的最大利益，首先是中國意味著什麼，涵義是什麼。中國首先包含十四億人，是居住在其土地上十四億人的家，也包含其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這些共同記憶是十四億人互相認可與共享利益，並組成一個共同體國家最根本的基礎。維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十四億人的最大利益就是中國的最大利益。而當代社會從三個方面保障與實現社會最大利益的追求，首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與穩定的社會，這與生命為追求利益而組成群體與社會的最初原因是一致的，其次是一個平等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就是每個社會個體通過公平競爭而追求個體最大的利益，還有一個是社會的有效治理，也許這含有理想的成分，而且不同的國家與社會文化對有效治理，或有效治理的社會手段有著不同理解，然而有效治理應該是現代社會共同追求的社會目標。

首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與穩定的社會是社會最大利益的基礎，而社會經濟發展則是利益的根本，一個是本體，國家與社會，一個是手段，經濟發展，而且是最根本的手段。經濟講求效益，即投入與產出，經濟最根本的基礎就是生產流通與貿易，通過合作達到效益最大化，即利益最大化，而分工合作是現代社會生產與流通以及貿易的根本，沒有穩定的社會，一切經濟活動，包括生產貿易效益都成為鏡花水月。現代社會生產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分工，社會產生分工愈加專業化，愈加細致，參與社會分工的區域愈廣，社會生產效率愈高，這也是全球化效益與利益所在，貨物流通與貿易的區域愈廣，享有社會分工經濟效益的區域就愈大，全球化就是追求全球作為統一流通與市場的經濟極限，割裂的區域與貿易壁壘與經濟發展背道而馳，也是反現代文明的。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是社會生產流通與貿易的根本，也是國家發展最基本的的條件，而經濟區域愈廣闊，包含的人口愈多，就愈加享有生產分工與市場貿易的優勢。

就政治而言，統一的國家將地區之間由於習俗與文化差異，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產生的內耗減到最小。政治統一的中國才能形成統一的巨大市場，廣大的人口資源，人才與紅利，自然資源與貨物的流通，內耗最小化，協作利益最大化，這是隻要與前蘇聯地區分裂前后的各種對比，就非常容易得出的結論。前蘇聯地區也曾是一個統一的區域與市場，盡管由於體制原因造成生產停滯與商品的匱乏，然而依然是全球少有的統一體之一，這也是其作為強權的經濟與物質基礎，這也意味著未來潛在的可能性。而碎片化的前蘇聯地區，已失去這種可能性，由一個潛在的一流成為掙扎的三四流國家群體，除非真正全球化的到來，前蘇聯地區由於民族文化與歷史糾葛的原因，不可能再成為一個有效的統一市場，這對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是極大的阻礙與傷害。此外許多國家與地區改革帶來的社會陣痛與動蕩，與其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傷害，都說明維護國家的統一與穩定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前提。

中國幾十年改革發展的經驗也說明，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就不會有長達幾十年的經濟穩定增長，從改革初期的利用全國資源的定點開發摸索積累，到全面鋪開，廣大的市場與豐富勞動力，以及暢通無阻的環境與自然資源流通，都是經濟增長的基礎，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產業鏈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大中國的體量與市場優勢愈發顯現。統一的中國才能形成統一的大市場，這是未來經濟發展最有利與根本的物質基礎，而穩定的社會也是發展最基本的社會環境。統一與穩定有如一個大舞台，有了大舞台的基礎，才會有所有一切發展與輝煌的可能，失去這個統一穩定的大舞台，任何一切美好的設想都是天方夜譚。一個統一與穩定的中國符合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這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社會達成的最廣泛的社會共識，也是中國社會維持穩定的最大公約數。

誠然，統一與穩定的中國也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作為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社會的平等公平公正。現實中並不存在絕對的平等公平公正的標准，應該是相對的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標准。一個平等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不僅是現代社會標准與基礎，也是生命或每個社會個體追求利益本質的保障。一個平等公正公平的社會有利於激發所有社會個體發揮各自潛能，通過獨自奮斗或群體共同合作的方式，盡可能的去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使社會整體的活力發揮到極致，平等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也是社會穩定與國家統一的最佳保障，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除去文化歷史與種族的原因，都會找到社會存在不平等與缺乏公平公正的因素。

而社會的有效治理盡管涉及政府在社會管理功能中的作用與權力，不同的社會歷史與文化也存在不同的衡量標准，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分工的專業化與科技的發展，與人類在前工業化及工業化歷史時期的社會相比，政府的社會協調功能無疑越來越重要，而一些社會動蕩造成社會發展的停滯，根本的原因也是社會喪失有效治理的手段或失去正常政府管理。社會的有效治理，也是維護社會信譽與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社會的信譽信任與政府的合法性是社會穩定的根本。

中國現行體制契合中華文化與歷史，大一統國家的社會結構與上層建筑是中華傳統文化與歷史必然承傳。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現行的大一統體制同樣有其優劣兩面。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強有力的政府，高效的社會治理，契合中華文化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而傳統的集體主義基因就是大一統國家與社會的文化基因，也是國家根本基礎。然而高效社會治理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權威與集權帶來社會的弊病，集權與缺乏對權力的監督成為社會潛在憂患與劣勢。在缺乏有效社會監督的環境下，權力自我監督必將流於形式，權力尋租成為社會普遍現象，腐敗成為影響政府形象與威脅社會穩定的重要原因，這應該是中國社會對體制的普遍詬病所在。社會權力運作不透明，監督不到位，是社會大眾對官員清廉普遍持懷疑態度的根本原因。

另一個劣勢無疑與社會傳統文化有關，由於中國傳統社會長期的威權統治，官本位成為社會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歷史上作為社會主流文化思想的儒家思想也有民為重的的道德宣教，然而社會現實與資源必然向利益或權力傾斜，缺乏監督的權力，道德說教在利益面前必然落為空談。在現代社會，社會道德與意識形態教育的規范同樣乏力，權力隱含著利益的社會現實就是官本位的現實基礎，權力周遭必然環繞權力利益的圍獵者與趨炎附勢者，體制內自我監督的必然流於形式，體制外社會監督的不到位，使官員養尊處優，以權為尊，鄙視社會，而社會大眾即傾慕又懷疑官員，這使中國社會形成若隱若現的官民對立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現象，傳統與現代社會都同樣如此。官本位使社會大眾形成對政府官員的懷疑與潛在的對立情緒，政府透明度的不夠，當社會出現特殊的社會事件，缺乏信任的情緒將轉化為具有破壞力的社會事件，即所謂廣場效應，這是中國社會常見的，其中有除了官員違法，官本位造成的不信任也是原因之一。社會文化與權力缺乏監督是官本位思想的現實基礎，也成為官員違法與瀆職的誘因。治吏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大問題，而至今仍然是中國社會一大問題，不解決吏治問題將危及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10.6  民主激發沖突危及中國穩定與統一

隨著人類物質生產的進步與社會文化的發展，社會思想，宗教，繼而意識形態理論，成為社會文化文明重要組成部分。單一民族的國家與社會也會由於宗教以及社會思想，特別是意識形態思想的差異而產生內部矛盾，造成社會內耗，增加社會成本，甚至是社會沖突與戰爭，致使國家分裂。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越是原始的社會，為利益，及民族或文化差異，發生沖突與戰爭的痕跡就越明顯，而中世紀宗教戰爭為宗教信仰而戰，以及近代的意識形態戰爭為價值信仰而戰，表面看是文化思想的相對進步，實質仍是文化認知差異造成的利益認知差異的沖突與戰爭，本質仍是文化差異，或利益認知差異的戰爭，與原始人類社會並無二至。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價值信仰背后仍然是利益。

統一的國家與穩定的社會，並非憑空造就，需要社會個體共同的認知，這個共同的認知往往就是社會共同的歷史文化基礎，由於文化是同一個民族與社會的最大公約數與共同記憶，民族國家也成為人類歷史最普遍的國家形式。由於地理區域因素而產生的多民族國家也是國家組成的形式，大國更是如此，然而這往往是以武力為手段的征服，暴力屠刀下的國家共識，當去除國家暴力的約束，國家與社會必然走向崩潰，蘇聯解體成為眾多民族國家就是最好例子。

由於這類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基本上是歷史上以武力征服作為基礎，也為國家社會內部宗教文化，以及民族之間遺留許多矛盾與歷史恩怨，也往往由於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差異，社會不同民族與不同群體缺乏共同相互認知的文化基因，多民族國家或社會比單一民族國家與社會更容易爆發社會動蕩，內戰或民族之間的戰爭。在歷史上與現實中，這類國家的統一與穩定，本質是國家暴力下的社會穩定，或以暴力為基礎的社會各群體的利益均衡。中國在歷史上就是這類是以國家暴力為基礎的多民族大國，多民族與多元社會文化思想都包含著社會矛盾與動蕩的根源。

自由民主文化思想作為一種植入的外來文化思想必然一方面與原有社會文化思想發生沖突與矛盾，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文化思想帶來的寬鬆社會環境也必然引起原有社會不同文化的化學反應，使沉寂或被壓制的群體或種族矛盾爆發，沖突與矛盾必然造成社會動蕩，破壞社會穩定，甚至國家解體，東歐地區與蘇聯的解體就是例子。對中國而言，當失去強有力的國家體制，這樣的危險不僅存在，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民主政體的多黨體制，多黨的政體造就可能的社會亂源。多黨體制必然造成從中央到地方各層級政治團體或政黨的林立，而選民與選票是政黨及政治人物生存的根本，爭奪選民成為一切政治活動的首要任務，由此造成政治人物或團體為吸引選民而做出不負責任的政治承諾，這也是民主社會最普遍的現象與詬病。在野一方為選舉而阻礙政府施政，政治人物為選票或政治利益挑撥不同群體矛盾，或為取悅部分選民而犧牲不同群體選民利益，地方政治人物為地方利益或地方選票不惜挑戰中央與社會整體利益，所有這些都會導致社會分裂，這都是民主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政治問題，也是民主社會本質必然產生又無法解決的問題。自由民主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價值在思想理論上是維護個體的社會權利，從早期的追求平等與抗擊專制權威具有先天與必然的合理性，進入大眾民主時代，其不言而喻或隱喻的本質就是個體價值或利益優先，這就決定其分裂群與社會的必然結果，

這有如中文‘病入膏肓’的成語，政治人物為個人選票利益以部分選民利益為誘餌，犧牲社會全體利益，自由民主的價值也必然帶來為個體或某些社會群體利益不惜犧牲大眾（社會或國家）利益，並且是以自由民主價值的旗幟（這是民主的膏肓之地），最后以群體或地方利益顛覆社會或國家利益，民主走向民粹是必然的社會演變，而多民族國家與社會走向民粹必然是民族對抗與國家分裂，而國家的解體與戰爭是最殘酷不過的悲劇，現實中就有不少這樣的實例。個體利益優先必然以犧牲社會群體利益為代價謀求小群體或個體利益，這是自由民主本質天生的文化基因，或自生或原生的病毒，這個基因就是生命追求生存或利益的本質，同時又否定群體或社會作為共同利益的基礎。這些病毒就躲在自由民主價值的名義之下，自由民主價值成為庇護病毒的膏肓。毫無疑問，中國也會遭遇同樣的問題。

如果中國施行民主體制，撇開政府由於受到在野黨的制約，施政能力與效率的下降不談，地方與中央的利益矛盾與沖突將不可避免，地方政治人物為選票必然以維護地方利益為旗幟挑戰中央或國家利益，以地方或群體利益挑戰地方資源的社會共享與分利，最終必然導致中央政府的弱化。地區的不平衡也會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膨脹的地方利益也必然造成地區隔離，影響人員資訊以及資源的流通，大中國的市場與各種資源必然由於地方政治勢力的興起與鼓動造成割裂，大中國的優勢受到危害。客觀的的說，自由民主的文化思想價值與中國傳統大一統的文化有著本質上的矛盾。更有甚者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地區的民族自治與地方政治勢力的崛起，結果必然是民族分離勢力的崛起，而挑撥民族矛盾是民族政治分離勢力崛起的最佳手段，歷史遺留的民族矛盾心結與宿仇必然被挑起，民族紛爭必然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

而另一方面則是因自由民主體制而被弱化的中央政府，面對在自由民主旗幟下地區及民族矛盾已力有不逮，同時外部勢力也躲在地方及民族分離政治勢力的背后成為博弈的一方。境外勢力一方面以利益許諾，鼓勵激化社會不同地區及族群之間矛盾，另一方面從外部施壓中央政府不得以高壓手段解決社會或族群矛盾，面對外部擠壓，內部混亂動蕩，民主體制弱化的中央政府束手無策，這並非天方夜譚，這都是東歐地區與蘇聯發生的真實故事，而這樣的故事也仍然不停的上演，人們也很容易看到外部勢力介入的手，如果這些故事發生在中國社會，這些外部勢力也絕不會對中國網開一面。自由民主旗幟下的中國最終在內外壓力下分崩離析，淪為列強與國際資本二十一世紀及全球化最豐盛的晚餐。中華古國的毀滅將是最終的毀滅，統一的歷史環境已然永遠不復存在，它絕不會再有重生與統一的機會，中國以及中華民族將作為歷史名詞載入史冊。民主體制，或准確的說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政府領導人，以及政黨輪流執政，不僅是中國發展道路上的陷阱，更是跳不過的懸崖，是通往自我毀滅之路。

追求中國最大利益，中國的最大利益就是穩定與發展，穩定是發展的基礎，而發展是利益的源泉。大一統的中國需要大一統的政治集團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就是社會共同富裕，以及毛澤東思想都是現代中國文化與歷史傳承的基礎。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傳承就是合法性的基礎，民主體制輪流執政將是對現代中國基礎的根本性顛覆，必然是大一統的終極之路。

就中國社會現實而言，以民主質疑挑戰政府權力的合法性不僅不符合中國社會的最大利益，也是以西方思想價值挑戰中國社會文化與現實的合理性，必然成為社會不安的亂源，不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施行自由民主體制的社會，在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社會動蕩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民粹，以及普遍存在的低效社會治理能力，都是難於解決的社會問題。無視民主體制面臨的社會問題，以所謂世界潮流價值之名挑戰社會的穩定，以思想價值挑戰社會最大利益，將思想價值當成宗教信仰是不明智與危險的，也是思想自我封閉與禁錮的表現，這也是中國自由派學者與追隨者普遍的思想盲點，片面宣揚自由民主的美好，對自由民主體制在現實遭遇的問題，社會動蕩低效與民粹，採取選擇性失明，使自由民主思想像極左思想一樣成為社會改革與思想自由的阻力與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