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路 10.1 第十章 中國體制（1）

 第十章 中國體制

10.1  現代中國 文化與歷史繼承

對於中國現行的社會體制，存在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批判者稱其黨國體制，違背自由民主潮流，一無是處，對中國取得的社會成果視而不見，甚至以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質疑現行體制的合法性。而肯定現行體制的則注重於中國社會所取得的成就，對種種社會弊端顧左右而言它，不願深究。這兩種態度都是帶有意識形態理論思想的偏見與傳統中國社會黨爭文化的表現，社會思想失去客觀公正就事論事的思想批判與討論的平台。對任何重大社會事務的評論，最終都會追究事物的成因與本質，不追究事物的成因與本質，而僅流於表象就無法得出客觀准確的結論，這也是中國傳統習慣思維的重大弊端，有思想方法的原因，也有社會現實的原因。黑格爾說，‘存在既是合理’，中國現行體制有其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合法合理性，這是中國體制在現有社會環境下能發揮積極作用的社會基礎，社會的種種弊病也有著特有的來自於文化的因素，對這些社會的文化與歷史因素形成社會的根本基礎視而不見，以偏概全都會得出錯誤結論。

中國現行體制無論從社會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傳承都有其文化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與文化，政權的來源有三個方面，暴力獲取，符合社會文化傳統的傳承，有效的社會治理。暴力獲取是歷史上眾多皇朝建立的基礎，權力的繼承符合社會文化的傳統，這兩方面都具有歷史先例而成為社會文化，與社會歷史及文化互相印証，相輔相成，也就有文化的合理性，而有效社會治理是前兩者的維系基礎，不是權力來源的依據，卻是權力維系的根本，歷史上所有皇朝的顛覆都是社會有效治理出了問題。中國現行體制是建立在社會革命以及文化與歷史繼承基礎上的政府體制，革命與文化歷史繼承在任何社會文化與民族都具備絕對的合法性。這三個方面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也是現行體制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合理性，也即合法性，現行體制的有效治理與達到的社會利益令世人矚目，就是最堅實的合法性基礎。如果用直接一人一票民主選舉作為權力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本質就是以外來文化標准或意識形態價值否認社會傳統文化與有效政府的合法合理性，以所謂普世價值碾壓原有社會文化，如果現行體制不僅施行有效治理，並為社會大眾認可，這種外來文化思想價值的壓迫必然帶來社會的矛盾與動蕩。

西方政府也有不少以暴力為手段維護其合法性的，美國的開國與南北戰爭，英國與西班牙對付分離運動，都是以法律或暴力為手段，法律的本質就是暴力。這裡要說明的是政權的合法性來自社會的法律認可，社會法律有其現實與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將民主選舉產生政府作為唯一的合法性基礎是以意識形態思想價值碾壓社會現實，這也是意識形態思想造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民主選舉也並不一定代表合法，不是合法的唯一基礎，即使是民主選舉也需要得到相應社會法律的認可與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法律才是合法的基礎，而不是選舉，不合法的選舉也同樣不具合法性。民主僅是現代社會政府權力來源的一種合法性選項，但不是權力合法的唯一選項。忽略社會現實與文化歷史，將一人一票民主選舉作為唯一選項，對於人口與民族眾多，具有自己悠久歷史與文化的中國是削足適履，適得其反。

10.2  黨國體制

由於社會革命與歷史的原因，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與與毛澤東思想是現行體制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基礎。四個堅持中的人民民主專政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思想概念的表述，並不具有實質意義。馬列主義由於社會革命歷史的原因，是黨的思想理論基礎，在戰爭與革命時期，馬列主義是社會革命的理論基礎或革命的意識形態，具有鼓動革命與批判舊體制，凝聚社會力量的作用，然而作為原教旨的教條對具體革命工作的傷害遠大於對革命的指導，當毛澤東在挫折中被確立為黨的領導人，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教條在社會革命歷史時期不再有特別實質意義，而僅具有凝聚社會革命力量的旗幟性作用。在革命歷史時期，由於毛作為黨的領袖與其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與理解，馬列主義作為革命的指導思想已被毛澤東思想所取代，教條的影響也基本消弭。在不同社會革命歷史時期，黨對社會革命力量與人民陣營不斷的策略性調整就很能說明問題，這也是中國革命得以成功的關鍵。然而馬列主義畢竟是執政黨創黨建黨的理論基礎，就必然成為黨的最終行為准則。在取得社會革命勝利之后，建國與和平建設歷史時期馬列主義成為執政黨進行社會改造與建設的指導思想，社會輿論與社會文化思想教育使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成為執政黨執政合法權力的依據，執政黨的的合法性與意識形態理論互為根本，社會思想以意識形態理論為核心，這不僅使社會思想僵化，也是中國經濟建設遭遇挫折的開始，這既有黨的領袖的個人因素，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作為理論基礎也有著重要與必然影響。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為解放思想，為社會思想創造更廣闊的空間，並不是排除馬列主義理論作為社會思想理論，仍然是思想理論之一，而僅是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唯一及根本的理論。在中國社會的實際建設工作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旗幟性與標識性作用遠大於社會實際工作指導的作用，而歷史與思想理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社會思想仍有著巨大的制約與影響，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社會長期輿論與宣傳教育，在社會思想與大眾認識上，已成為執政黨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也制約著社會文化與思想的發展，成為思想的框框，而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不斷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局限。

毛澤東作為黨的長期領袖，不僅對中國革命的成功起著關鍵作用，同時也是共和國與現代中國的奠基人。毛澤東思想是執政黨的長期指導思想，其思想包含兩個方面，屬於哲學方面的社會分析與思想方法論，表現為革命與戰爭時期的眾多社會分析與革命戰爭策略理論，這都是重要的思想方法，而屬於意識形態的繼續革命理論已脫離社會現實。然而作為黨與國家的創建者與長期領袖，毛澤東的政治與歷史遺產，以及形象都與現代中國已融為一體，這並不是否認中國社會曾經歷的極左時期，大躍進與文革的失誤，社會付出的代價，而是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關鍵領導者與共和國的奠基人，以及歷史形成的中國社會的文化及歷史形象，毛澤東已成為現代中國文化與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要的基礎，任何非毛的企圖都將撼動現代中國的基礎。

10.3  現行體制的優與劣

中國現行社會體制有三個基本的特征，作為社會思想理論與執政黨標識的意識形態，執政黨為核心架構的精英官僚體制，國有與私營並存的社會生產體系。國有與私營並存的社會生產體系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形成市場為導向，企業以市場為導向的相互競爭關系與經濟體系，契合社會生產的本質，生產為消費服務，市場不僅消除計劃經濟的盲點，也打破了意識形態的桎梏，這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這既是經濟開放的成果，也是思想解放，沖破意識形態思想禁錮的成果，在具體社會經濟管理方面，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政府已摸索出契合中國社會的經濟管理之道。

意識形態革命理論是執政黨領導社會革命與建立新中國的思想旗幟，也是執政黨執政合法性的社會歷史文化與思想基礎。然而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野蠻成長，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革命理論，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顯現出不切實際與過於理想的弊端。現實實踐中遭遇的挫折，使一黨執政體制的社會主義合法性遭受質疑，這也是二十世紀末葉蘇東劇變的社會歷史環境。現代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作為權力唯一合法來源也成為對一黨執政的挑戰，這種觀點其本質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價值狹隘民主思想的表現。西方民主思想總是將一人一票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作為權力的唯一合法來源，排斥不同權力模式的合法性，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勢文化思想霸權。就西方社會權力基礎而言，也並非總是民主決定政權的合法性，也不乏以暴力為手段或基礎的權力，如南北戰爭中失敗的南方，其政權是受到南方社會大眾擁戴的，然而並沒有使南方具有作為獨立國家的權力，並非質疑暴力或民主的合法性，而說明民主並非唯一形式，西方也有暴力合法的先例，將民主作為權力合法的唯一基礎是站不住腳的。一個社會或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民主選舉是來源之一，但絕非唯一，社會文化歷史傳承與現實都是決定權力合法性的基礎，將民主與大眾決策基礎作為合法的基礎就是民主逃不脫民粹的必然結果。就生命與社會本質而言，權力合法性最合理的基礎是社會的最大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思想價值。

意識形態思想作為執政黨的思想理論，由於革命的歷史原因，對維護政府權威，鞏固與凝聚社會力量，赫阻反對勢力起著巨大作用，同時也壓抑了社會的思想，這是革命歷史與理論的必然副作用。從戰爭年代毛澤東思想的確立，改革開放的解放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建立，都是思想解放，以及對意識形態理論教條的突破與修正，而標准就是利益，最大利益。對中國社會而言，社會大眾的認可與認知是社會權力最大的合法性，而不是一人一票的選舉，社會最大利益是大眾認可與認知的基礎。中國打開國門，鼓勵社會大眾走出國門，看看外面的世界，親歷與比較各種體制的不同與優劣，是大眾認可認知最客觀的基礎，也是政權合法性最堅實的基礎。執著於民主體制輪流執政是唯一權力合法性的人士，應該看到民主體制社會的種種弊病，社會低效治理，戰亂，甚至國家解體，對自由民主價值帶來的社會失序或亂象，給中國社會大眾一個合理的解釋，中國如果也施行民主體制如何避開這些危機，避免國家解體。如果避而不談民主體制遭遇的社會瓶頸，空談普世價值，無疑是自欺欺人，誤國誤民。

意識形態治國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基本現象，有著社會革命與歷史文化的必然，也是現行體制的社會思想理論基礎，其利與弊也表露無疑，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就是對意識形態思想理論脫離社會實際的糾正。在未來的發展，中國社會在思想理論上打破意識形態思想框框，超脫意識形態思想以及與符合社會現實的思想路線，以及追求國家與社會大眾最大利益才是社會發展思想的根本。

政府體制。中國政府官僚體制是以執政黨為核心的精英官僚體制，這種體制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或者說它的優劣與民主體制相比較，恰得其反，民主體制的缺點就是它的優點，如社會的有效治理，就是最大優點，是民主體制難於企及的。而民主體制的優點就是它的缺點，社會權力的透明公開，民主選舉輪流執政淘汰不稱職或品行不符社會規范的官員，社會形成以民意為基礎的社會權利體系，輪流執政也逐步推進了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透明與公開，增進社會的互信，最大的優點，民主體制理論上打開全民參政議政之門，是社會與體制穩定的最佳保障，最根本的基石。對任何重大社會問題或政府失誤，社會大眾以參與選舉作為體制的參與者，對選舉與施政結果認賭服輸概括承受，也可以通過民主選舉，重組政府達到社會矛盾的解決或緩解，這是民主體制可持續性的根本保証。簡而言之，在民主社會，體制外的社會力量監督與參與權力運作是解決或緩解社會或政府重大危機的保証。

而威權體制普遍存在三個潛在的隱患，官員的貪腐，政府運作不透明，權力頂端的突變或病變，這三種隱患又是相互關聯，互為因果。首先，官員貪腐，權力尋租是威權體制難於根治的弊端，其根源就是權力缺乏監督，如果僅是依靠體制內的自我監督與糾錯，也僅能取得政治運動式打貪或波浪式肅貪的成果，而運動式的打貪有著相對的時間性，缺乏制度為基礎的的公平與穩定性。即使形成制度也會由於體制內的自我糾錯最終難逃官官相護的弊端，難於達到民主體制輪流執政，不同政黨為各自政治利益驅動互揭弊端的效果。而體制內的糾錯往往會隨著中樞權力的更迭，最終可能流於形式，運動一過，成為走過場形式肅貪，權力不受監督的根源不除，滋生貪腐依舊。貪腐得不到及時糾正就會形成體制內的利益群體，貪腐形成的體制內利益群體是體制與社會的癌病變，當體制與社會爆發危機，體制內利益集團為自保或侵吞更大利益，就會不惜社會代價拆解體制，這也是蘇聯走過的路，體制內利益集團為私利拆解國家。其次，政府權力運作不透明，在承平時期也許僅是為社會詬病，增加社會對體制的懷疑，然而在有突發社會事件時將成為謠言的目標，所有消息都對政府而來，無論消息真假政府機構百口莫辯，社會互信一夕坍塌，權威機構成為眾矢之地，為政府處理危機平添許多困擾，這在發生顏色革命地區是極為普遍的現象。

中國體制以意識形態理想及國家富強社會大眾利益為宗旨，然而政府體制即是社會公器，就是社會財富與利益的集散地，必然成為追求私利的矢地，社會精英進入體制與其說為理想而來，不如說為利益而來，意識形態理想對體制內精英毫無意義，這也是蘇聯解體而體制內精英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的原因，體制內官員的貪腐與舊威權體制並無不同，肅貪也將成為中國社會健康平穩發展的長期任務。然而這兩種隱患，官員貪腐與權力運作不透明，盡管給社會與體制帶來傷害，卻並非致命的危機，隻要權力中樞運作如常，威權體制運用手中資源，即使不可能消除這些體制弊端，應該可以通過體制內整頓肅貪使這些問題不致危及體制的生存的社會基礎。第三點最致命的是權力頂端的突變，威權體制權力的本質與運作機制的不透明埋下突變的根源，也決定其本身無法糾正體制內部權力中樞自我否定的病變，戈爾巴喬夫的變革就是最佳例子，即使體制免於滅頂，中樞遭致命一擊也會極大傷害體制的社會基礎與穩定，這是威權體制可持續性最大危機所在。這些問題都不會發生在成熟的民主體制社會，更不會成為社會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