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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后工業化需要強有力的政府體制 后工業化時代，傳統社會解體，文化觀念多元，社會結構趨向扁平，傳統家庭功能消解萎縮，需要相應的社會功能彌補相應的家庭功能。過去社會生產力低下，社會個體隻有抱團組成緊密的群體才能生存，家庭就是維護生存最基本的手段，也成為基本的社會組織。個體的繁衍生存依靠家庭，維護生命的延續與養老都是家庭基本職能，也由此產生與此相應的社會倫理道德，家庭的生存與照顧老弱病殘成為社會個體自身的責任。現代社會生產力與科技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富足，社會大眾靠自我個體能力也能在社會中自立生存，舊有的社會基層細胞或家庭不再是社會個體生存或生活的必要手段，舊有的社會基層細胞組織對社會個體失去組織與保護功能，而現代社會文化與思想也鼓勵社會個體以自我意願追求個體成就與幸福，這也必然帶來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的改變。后工業化的社會將是一個碎片化與扁平的社會，許多過去屬於社會個體與家庭的職責，如生育與養老，由於家庭與社會基層的瓦解或萎縮使相應的個體職能變弱，或社會個體不再意願承擔相應的社會家庭職能，這些都將成為社會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比如社會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減少，個體的健康與養老等社會問題，這些過去屬於家庭的責任都成為社會需要承擔的責任。表面是社會進步帶來的變化，卻其實也是是社會物質生產進步帶來的消極后果，追求個體自由與幸福的社會個體將部分個體責任推向社會，這就是自由民主價值鼓勵下，個體享樂意識的膨脹，追求個體幸福與成就的現實必然結果。這是社會生產進步必然帶來的社會變化，自由權力屬於每個社會個體，屬於自己，而責任則屬於社會，民主或民粹則是捍衛這種極端自由與權力的手段。 社會個體追求自由與幸福將過去屬於個體的責任推向社會，這是社會生產與物質豐富帶來的必然現象，政府社會責任的增加是未來社會發展或后工業化社會的必然結果。社會責任的增加也應該是社會權力的增加，即是社會管理者政府權力的增加。對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而言，無疑就形成了一種悖論，這就是西方社會普遍遭遇的問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要求小政府，而個體追求自由將個體原有責任推向社會，政府就是社會的管理者，增加的社會責任需要大政府，小政府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用小政府管理日益增多增大的社會或社會責任，這無異於緣木求魚，這也是西方社會民主體制最終造成社會治理低效的一個原因。大政府違背自由民主價值，而小政府又力有...

 12.18  培養健康的社會思想批判文化 健康的社會思想批判文化需要一個相互寬容與妥協的社會文化氛圍與內涵。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經濟建設，奠定了社會經濟起飛的基礎，也由於意識形態思想的禁錮，走了不少彎路，遭遇許多人為挫折，頻發的社會政治運動，對不少社會個體以及家庭而言，不僅是人生軌跡陡變，更是難於忘懷的慘痛經歷。這些社會大歷史不僅使許多人留下難於抹滅的陰影，也造成社會的政治裂痕。更有甚者，受不同意識形態思想的引導，對社會懷有敵對的情緒，不惜散播謠言及編造所謂歷史真相，不顧常識詆毀改革開放前社會建設，蒙騙與誤導社會大眾，其中荒唐的例子就是建國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是一條水平線，意謂社會經濟基本停滯，這卻是一個非常容易証偽的歷史‘真相’。然而對於不注重或缺乏常識的普通民眾，很容易造成誤導與欺騙。比較中美兩國1950年至1976年GDP在全球GDP所佔比例就可以得出客觀真實的結論。在這一時期美國每年基本佔全球百分之三十左右，中國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如果中國社會發展是一條水平線，則美國及全球經濟發展也都是一條水平線，而事實並非如此，誠然，以中國的物力與人力，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應該有更高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這些胡編的歷史真相，不能帶來任何積極的社會作用，隻能加深社會裂痕與傷痛，增加社會發展成本。 對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共同認知也是大一統的社會基礎。就歷史與傳統文化而言，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社會並不存在太多疑義，然而對近代史特別是現代史則不然。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革帶來的動蕩與付出社會代價，特別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爭論，不僅割裂社會思想，也割裂中國社會。大一統的中國需要一個共同的和諧的社會思想基礎與共同認知，這也包括對近代以及現代社會歷史與事件的概括承受，這並不是說中國社會或政治體制從來沒有問題，而是存在許多爭議，甚至重大失誤並不為過。然而不論是政府還是政治歷史人物都是特定社會文化與環境的產物，將所有失誤歸諸個人是不客觀的，也是不盡公平的。以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對社會的浸淫，不論是體制還是政治歷史人物都承載著深刻的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印記，對歷史與文化的繼承不僅是對輝煌文化與政治遺產的繼承，也是對曾經失誤的概括承受，這才是公正客觀與成熟的文化與歷史態度。曾經走過的彎路，既是創傷，也已經融為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與體制，成為現代中國的基礎。對可能撕裂社會的重大歷史...

 12.15  解除妨害自由思想的思想禁錮 中國近代歷史經歷的落后挨打，是中華傳統文化思想功能的缺失，社會失去制造社會文化新血的功能，這個新血就是新思想。沒有新思想使中國社會從內部失去自我提升而進入工業化的能力，並且在西方工業化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之后，未能像日本一樣迅速改變與適應新的環境，而是在舊文化思想的桎梏中掙扎，最后不得以革命與內戰的方式結束舊政權，建立新體制。誠然，新政權新體制是新思想革命的成功，在《中國道路》一章以已敘述。這個新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西方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社會現實結合的產物，馬列主義作為社會革命的旗幟，凝聚了社會的革命力量，而毛澤東思想將社會革命的力量與社會現實結合，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個思想就包含對中國社會，以及舊的傳統文化與思想的深刻理解。而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僅有旗幟性的作用，即凝聚力量的聚旗作用，這也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總是不得不在黨內進行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就意識形態理論而言，教條主義就是原教旨主義，才是真正的意識形態理論，毛澤東思想則是以中國社會現實基礎對意識形態理論的修正，沒有毛澤東的修正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而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革命成功，中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作為體制思想理論基礎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自然而然成為社會文化與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中國也經歷了極左的歷史時期。也許極左時期的錯誤可歸之於政治領袖的思想因素，然而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基礎無論對政治領袖與執政黨，以及社會思想都有著絕對的思想引導與遮掩作用，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初期，出現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這就是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牽引與禁錮，社會不同思想對改革方向的回應。思想需要批判，批判是思想進步的源泉，事實是最好的思想批判也是最有力的批判。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教條同樣能規定與扭曲社會思想批判的方向，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起到打破思想框框的作用。現在中國社會已不需要所謂姓社姓資的討論，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已做出有力的批判，改革開放過程確立的鄧小平理論就是對意識形態教條或原教旨的修正。 然而意識形態理論是執政黨立黨立國的思想理論基礎，就理論而言是執政黨一切行為的最終指導，從中國革命到和平建設的歷史時期，執政黨始終不得不面對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或教條對社會實踐的思想限定，不得不面對教條思想造成的黨的思想與理論的混亂與分裂，...

 12.13  自由民主 馬克思主義 第三選擇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是中國現行體制的思想理論基礎，對中國社會的經濟建設歷程有著深刻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發展起來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由於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的嚴重社會矛盾，馬克思主義理論帶有強烈的社會革命色彩。社會革命也許是人類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歷史時期，然而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卻也僅是特殊的短暫的歷史時期。在工業化發展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中上葉，由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社會矛盾的激烈沖突，以及工業化國家對落后國家的殖民與壓迫帶來的民族矛盾，社會革命思想理論成為對社會現實必然的反思與批判。社會革命是改變社會最根本與最有力的手段，意識形態思想與宗教思想一樣其最大最有效的社會功能就是凝聚社會力量，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受壓迫社會階層與被奴役國家與民族改變命運最有效與有力的思想理論工具。 隨著二戰的結束，進入二十世紀中下葉，盡管存在冷戰的對峙，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都進入經濟建設的和平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對社會矛盾分析與關於未來理想的社會的思想，注重於社會變革與革命的理論，其社會形態思想理論並不在於社會的經濟理論，這是可以理解的。它首先是社會革命的理論，其社會經濟理論是政治經濟理論，是為社會革命准備的思想理論，而不是純粹的社會經濟理論，其政治經濟理論是基於對資本生產造成社會不公正的分析與批判，分析的基礎是社會生產關系，而不是基於社會生產關系中最基本的人性，社會人性是不變的，生產關系會隨著社會與生產力的改變而改變，以變動的基礎建立永恆的架構，其設想的社會形態也是超前於其理論產生的社會現實，它是一門關於社會革命的，屬於政治經濟學的，與未來社會形態的理論學說，具體的社會經濟理論與管理操作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不是其經濟理論關注的焦點，也就不具備這方面的理論思想。而革命思想理論的根本目的就是批判破除舊文化思想，激發凝聚社會變革力量，馬克思主義強烈的革命基因與相應社會經濟壓榨環境，資本公有體制與經濟計劃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盲目生產與壓榨的最徹底的批判與否定，也決定其具有強烈排斥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思想與理論，這也使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經濟建設局限於狹隘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思想，這是社會革命與革命理論必然造成的社會思想遮蔽。不能根據社會實際，不願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與企業管理經驗，開拓思想，...

 12.8  思想的解放與批判是自由思想的根本 禁錮使思想窒息。自由與解放總是相關聯的，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會有思想自由。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窒息源於受到兩個方面的壓迫，一個是物質現實或社會現實的，即現實皇權暴力的壓迫，一個是傳統文化思想的自我禁錮，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存在的思想枷鎖。皇權暴力壓迫使社會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傳統文化思想則形成思想的自我禁錮。以現代社會資訊的流通與社會人文風氣，思想的自我禁錮與外在的社會的物質環境壓迫相比，思想自我禁錮對自由思想更具殺傷力與危害。這些思想的禁錮就是由於種種文化與歷史原因在社會普遍思想意識中形成的所謂正統思想理論，使人們自覺與不自覺地依循所謂正確或社會認可的思想意識，任何突破都是離經叛道。思想禁錮在傳統中國就是儒家思想，現代社會就是左或右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這些被認為是正統或正確的思想理論為自由思想規定了思想的方向與空間，成為自由思想看不見的籠子，這些思想的籠子將社會思想囚困在脫離社會物質現實的空間，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使思想失去社會物質現實的滋養，使自由思想一方面失去社會物質的基礎，而另一方面隻能在看不見的籠子裡轉悠，這樣的思想是活思想也是死思想，不能產生任何引領社會的文化思想功能，社會也失去方向，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的寫照。而現代社會的政治正確，以及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也會產生使社會禁言的后果，同樣產生扼殺新思想的社會效應。在中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那些所謂的自由派學者一方面不遺余力地宣揚普世價值，然而另一方面對自由民主在現實中所遭遇的問題，社會動亂，國家解體，以及民粹卻視而不見，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政治正確帶來的思想盲點或思想遮蔽。政治正確與意識形態思想都會產生思想的遮蔽，成為思想的枷鎖，必須解開這些枷鎖才會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思想需要批判。思想的生命在於批判，而社會現實與物質存在就是思想批判的源泉。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籠子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諸子百家，這些傳統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或思想方法與模式，即關於社會與自然的世界觀或作為社會文化思想的哲學基礎，即奠定也限定了中國傳統人文的思想方法與模式。道家思想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道的玄虛，佛學深奧而引向內在心學的空寂，儒學偏於社會道德規范的偏狹。這些學說不是過於狹隘，就是偏於玄妙虛幻，不僅都脫離了社會物質現實，使思想失去社會物質與生產的滋養。思想失去社會現實與存在...

 12.5  舊文化思想無法承載新時代 無論如何評價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文化與思想，包括作為兩極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民主意識形態，都是近代人類思想的燈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社會財富的累積，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似乎都走到一個關口。近代而言是工業革命時代以來重要的變局與關口，就人類歷史而言則是所謂軸心時代，兩者都是新時代的關口。處於關口時代的社會，往往是新思想的累積與爆發的社會時代，而人類的思想累積與爆發都是與社會的物質生產手段有著密切的關聯。 軸心時代可以說是人類由採集與狩獵逐步轉化為穩定的農業生產，標識是穩定的農業生產帶來財富的剩余，人類走出以往食物不足與受困於自然環境的生存困境，穩定的農業生產與食物的富余使人類可以定居，由群體部落進而組成復雜的社會。農業生產與食物的富余就是軸心時代的社會物質基礎，而社會新的形態的發展過程與成熟都需要新的文化與思想積累與襯托。思想成熟的表現是人類第一次出現系統的思想理論，哲學的以及宗教的思想理論。而近代工業化則帶來人類手臂的延長與社會財富的暴增，工業革命也自然需要一個文化思想與技術的相適應以及累積過程，標識是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與社會流通暴漲，人類由小社會走向大社會。大社會的重要特征就是資訊與人員流動的加速，社會各群體與階層，以及過去相對隔離的區域與群體被捆綁成為有機的整體，結果就是文化思想的交流，觸發新思想的產生，加速社會的變革甚至革命。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使許多人可以脫離物質生產的活動，社會出現專門從事思想與文化生產的群體，也出現分門別科種類繁多的關於思想與自然知識各種學科。這也是文化思想成為引領社會的根本力量的社會環境。 復雜的思想意識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根本，而從事文化思想生產由社會的個體行為成為社會的群體行為，也是人類由自然人物質人走向精神人或哲學人的標識。在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許多社會現象，包括文化思想法律都以一定的哲學思想為依據，這些哲學思想通過種種文化宣導也影響與引導了社會大眾個體的行為模式。思想是文化文明的基礎，哲學思想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基礎，西方哲學思想追究事物或物質的本質本源，從而產生嚴謹的理論系統，而中國傳統思想或哲學注重於事物的表現或表征，結果多以表像關聯為基礎的術的運用，研讀經典固守成規成為傳統文化思想習性，知識的積累也隻能停留在割裂與碎片化的階段，或走向虛無，缺乏...

 第十二章  理想中國 理想的社會是所有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天堂就是基於宗教信仰的理想社會，而不同的世俗意識形態都有以其理論為基礎的理想社會。隨著改革開放實現工業化與社會經濟長足發展的中國，一掃近代受列強欺侮的陰晦之氣，也渴望中國從此走向繁榮強盛之路，復興歷史上中國曾有的文化與歷史地位，一個統一富庶平等公平公正的中國，一個理想的中國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願望。然而一個理想社會，理想國家的基礎是什麼，中國為什麼從曾經的文化與經濟大國跌入災難的深淵，中華民族又為什麼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充滿曲折，也最終能夠在深淵中再次崛起，簡而言之，什麼是奠定一個國家與民族富強根本基礎的關鍵。 12.1  思想 文明與文化的核心 思想是社會文明的基礎，是社會進步的燈塔，也可能是社會的桎梏，而突破社會文化思想瓶頸的隻能是新思想。現代文明是人類不斷進步與演化的結果，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隨著經驗與知識不斷積累，在積累中不斷激發產生新的思想，新文化也隨新思想而產生。任何人類社會不僅是相應物質生產的產物，也是思想的產物，社會物質生產與思想對相應社會的發展與成熟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同的是，在相對原始落后的社會，社會的發展主要受生存與物質環境的制約，帶有明顯的物質利益與顯而易見的功利性。在這樣的人類歷史時期，基本物質生產對社會文化的形成與特征起著根本或基礎性的作用。這也能說明，為什麼人類幾大文明區域在大約基本同一時期進入軸心時代，各自出現代表其文明的思想大師，奠定相應文明的基本思想基礎，中國的諸子百家及老子孔子，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與眾多的學術流派，以及相應的宗教，猶太的一神教，而印度的釋迦牟尼。然而兩千多年后這些不同的文明卻處在不同的文明歷史時期，中國與印度仍處於農耕文明，融合古希臘與猶太一神教的歐洲進入工業化文明。相對於進入軸心時代之前的人類社會無疑是一個漫長而緩慢進化的社會，而進入軸心時代之后至今的兩千多年是一個及其短暫而演化迅速的時期，人類在漫長的前一時期進入了同質的軸心時代，卻在短暫的后一時期處在不同質的歷史時期，其根本原因就是前期是以人類生存本能感覺意識與原始簡單知識積累為引導的社會演化，演化手段的原始與生產手段的簡單原始或雷同也致使演化步伐的相對一致，結果漫長的進化在同一時期進入軸心時代。而后期在物質生產手段之外，社會思想對社會的演化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或加速催化社會進步...

 11.7  民意監督與民主體制的本質區別 然而隻承擔民意監督責任而無需參與，更無需領導政府的民意代表，與傳統的或西方民主體制的民選政治人物有著本質的不同。傳統民主體制的政治候選人，不論是民意代表還是尋求擔任政府領袖的政治人物，他們代表的是一定社會政治力量尋求對社會的領導或影響，也就是參與對社會權利運作與政府決策，這就決定他們背后需要有特定社會力量的奧援與支持，代表他們的社會訴求與利益。這些社會力量就是代表一定社會群體與階層的民間社團，政治社團，以及政黨，這也決定了以政黨形式出現的不同社會政治力量是傳統民主體制正常運作的必要基礎。具有共同社會政治訴求的社會基層與群體形成的政治力量組成政黨，政黨支持代表其立場與利益的政治人物，通過民主選舉進入民意機構或成為政府領袖，參與政府與社會的管理，這也就決定了民主體制下不同政黨或政治力量政治人物的行為模式。政黨支持代表其利益的候選人，通過民主選舉成為政府領袖，或參與政府與社會的管理與監督，這也決定了各種社會力量經由代理人為其利益進行斗爭與交易妥協，政治人物代表特定社會群體或階層參與社會的利益分配或劃分。這也決定了民主體制下不同政治力量的關系就是為各自利益進行政治斗爭，利益劃分，達成交易妥協，然后下一輪的民主選舉，斗爭，利益劃分，達成妥協。民主體制就是通過民主選舉形式進行政治斗爭，達成社會利益劃分的目的與本質，而民主形式下的大眾政治斗爭也必然走向無所不用其極，為了達到各自政治群體或政黨的利益不惜為對手設置障礙，阻礙政治對手施政，制造社會問題，也決定了民主體制下不同社會利益團體為利益而斗爭，帶來社會撕裂，以及政治內斗與內耗的必然，表現就是低效的政府功能與社會治理。 民主的選舉與競爭過程也使民主異化，民主選舉應該是社會大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工具，追求社會與大眾最大利益的工具，最后卻成為社會各階層與團體，以及政治人物進行政治斗爭與瓜分社會利益的工具，結果是民主體制無法進行對社會有利的中長期規劃，根本原因就是資源的有限性無法滿足社會不同群體對利益輕緩急的要求，表現即是社會對中長期規劃難於達成共識，民主選舉與輪流執政，必然是政策搖擺，任何中長期規劃都可能中途夭折。而精英決策民意監督機制，民意監督機構不具備社會決策的功能，由於僅擁有社會權力監督功能，不具備利益劃分的權力，對權力決策帶來的社會利益流向與分配，對政府僅有監督與建議的...

 11.5  第三條道路 獨辟蹊徑 第三種情形既是介於第一與第二之間走一條適合於中國國情的社會變革之路，然而在為穩定而堅守現行體制與一人一票的民主體制之外，是否存在這樣的第三道路，而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又是否是民主的唯一形式。 在關於價值與生命追求最大利益已經說明生命的本質就是利益，大一統的中國符合中華民族與中國社會大眾的最大利益，而所謂的意識形態價值與理想，不論是自由民主還是社會主義，都不過是謀求利益的手段。走出國門的中國社會大眾在了解國內外社會的現實情形，就會在實現利益的手段與改革風險之間做出明智與理智的選擇。設想如果蘇聯社會大眾也能走出國門，對當時發達民主社會有足夠的了解，蘇聯的革命與裂解也很可能照樣不可避免，因為當時的國際環境正是西方民主體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走向巔峰，而蘇聯威權與計劃經濟體制則深陷困境，社會大眾受輿論之誘導，以及對蘇聯舊體制鐵腕血腥歷史之唾棄，視蘇聯體制有如枷鎖與瘟疫，唯恐棄之不及。再設想當年的蘇聯社會大眾如果有水晶球能夠看到蘇聯解體的結果，西方國家對前蘇聯或俄羅斯的前恭后倨，以及如今國際社會的格局，蘇聯社會大眾又會是怎樣的選擇。誠然歷史不可能重來，也不存在所謂窺視未來的水晶球，歷史現實是蘇聯社會大眾為理想做出選擇，而他們的理想榜樣，西方民主社會卻以自身利益作為回應，收回曾經做出的承諾。《二手時間》這部20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無疑會帶給人們關於一個國家及社會由於變革而裂解的認知，那些將普世價值作為唯一選擇的崇拜者，為想象中的理想不惜將社會推向震蕩療法，一步到位，應該讀一讀這部書。 在現實中，人們的思維往往受二元觀念的局限，非黑即白，也即是前蘇聯如果不是現在的結果，那麼就是維持前蘇聯的原有體制，這無疑是外界輿論有意的誘導或思想思維狹隘的自我限定。批判前蘇聯改革的失敗，並不等於前蘇聯隻有延續原有體制一途，而是要思考除了民主改革帶來的國家裂解如前蘇聯體制，以及為了穩妥而固守成規陋習之外，是否還存在第三條道路。這第三條道路，對前蘇聯已毫無意義，而對中國卻關系社會的穩定以及民族與文化的復興。 無規矩不成方圓，而第三條道路最根本的規矩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就是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穩定，不能走民主輪流執政的路，則隻能是一黨執政。民主選舉輪流執政的優點是權力的制衡，以及對社會個體自由權力的保障，社會思想與言論的自由...

 11.3  社會主義與新科學主義意識形態 如果以現有模式走下去，中國社會在思想上很可能走上社會主義與新科學主義結合的意識形態。對二十世紀僵化計劃經濟的揚棄，社會主義的思想內涵僅存留兩個最根本的因素，一黨執政與國有或公有企業。一黨體制是維護意識形態思想與執政的根本，公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與堅持意識形態的最現實的社會表現，兩者互為基礎不可或缺。威權體制由於缺乏體制外的制衡，就存在權力腐化與尋租的弊病，強化體制自我管理手段將成為執政黨的重中之重，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強化官僚體系與社會經濟的管理也必然成為重要手段，而科技的發展與大數據的數據分析無疑對這些需要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技術手段不可能從根本上本質上解決體制與社會問題，但可以緩解社會問題的迫切性與緩解可能產生的社會尖銳對立，就如同科學技術帶來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並不能解決資本生產勞資分配與對立的矛盾，然而緩解了其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同階層根本的矛盾對立，資本主義生產可以在高生產率帶來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裡，從容面對與紓解社會財富分配問題。 由於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大眾看得到的經濟利益，中國社會已渡過蘇聯與東歐社會經濟危機引發改革，改革導致社會體制坍塌的危機時期，然而社會發展仍然需要相應的社會思想體系作為體制與社會文化的基礎。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局限，經濟發展與思想解放也未能使中國發展出與社會經濟發展相互洽合的新理論體系，中國特色與初級階段不過是隔離原有意識形態教條的防火牆。科學技術知識的開拓與過去的經驗積累，無疑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提供了二十世紀不具備的知識與手段，這些科技與社會管理知識與手段帶來的成功也必將促使中國社會自然而然走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新科學主義相混合的意識形態，這裡說新科學主義是為了區別於舊有的科學主義。科學僅是一門工具，而舊科學主義跨越科學的工具性，將科學當作一門可以超越與主導社會人文思想的意識形態，無疑已跨越自然與社會或物質與精神的邊際，也受到批判。而新科學主義僅作為社會與體制管理的輔佐手段，又是如此重要的手段使之成為像意識形態一樣重要的社會思想基礎，成為體制現行意識形態的重要理論思想補充。這種社會主義與新科學主義相結合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是公開的旗幟性的，新科學主義是隱晦的重要的基礎性的輔助手段，在不涉及意識形態條件下對社會治理與經濟管理具有主導作用的輔助手段。新科學主義作為重要社會管理手段有利...

 第十一章 未來中國的三種可能發展 未來中國走什麼樣的路，無疑備受世人矚目，這與中國本身的體量產生的巨大影響有著絕對的關系，以今國際格局的相互緊密關聯，科技與經濟發展的迅猛，中國成敗存續都必然影響未來世界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格局。中國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解決社會貧窮問題的同時也出現新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不僅是經濟的，也有社會文化與體制的問題，都關系到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中國似乎已經到了十字路口，備受關注，中國的選擇不僅關系中國本身未來的發展，也必然對全球文化與經濟產生影響。未來中國不外乎存在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就是延續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與發展經驗模式繼續走下去。第二種可能性就是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即走西方民主體制政黨輪流執政之路。第三條種可能性就是尋找一條不同於第一與第二種情形，並且適合於國情的社會變革之路。 11.1  第一種可能 固守成規防微杜漸 守成規並非不變，一方面是延續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與發展經驗模式繼續走下去，即無需進行所謂重大的社會體制改革或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是根據社會生產與流通，市場與技術的發展，適時進行與社會物質生產相關及政府社會管理職能方面的協調與改進，對社會經濟結構進行必要的調整與改革，以關注社會民生與廉潔政府作為施政目標。這種情形自然無疑不僅不是自由民主人士所期待的，更是他們所反對與憎恨的，然而這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形。這種情形雖然保守，卻是穩妥穩健，符合中國社會傳統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文化思想精神。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保守絕非貶義。在中國長期的意識形態浸淫所形成的革命語匯環境中，保守無疑代表落后，墨守成規與不思進取，與革命及進步相對立，不僅貶義甚至帶有反動的意涵。然而，保守應該是相對於開明而言，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保守與開明兩種文化與政治力量共生共存並共同主導社會的進步與演化。開明進步的力量將推動社會的變革，而保守的力量將維護現有的社會環境與政治格局，這兩種政治力量對一個健康的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失去開明進步的力量，社會將失去改革動力與方向，停滯的社會使矛盾的積累激化，社會最終走向革命，付出沉重代價。而社會保守力量有如社會的地基與重心，是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延續，沒有保守力量的社會，社會在隻有開明與進步力量的主導下，由於失去社會保守力量的制衡與約束，改革將一路狂奔，結果將是車毀人亡。一個穩妥穩健的社會變革離不開保守與開明...

10.5  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 追求利益是驅動社會進步最根本的動力，利益同樣是社會改革最根本的動力源，衡量改革與發展的標准就是社會最大利益。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過去簡單粗暴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經濟困境，走出舊有意識形態的窠臼。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經濟與社會大眾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進一步的改革與開放也必然是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然而如何改革才是關鍵，走西方人的路，進行民主政體的改革，多黨輪流執政，也即是實行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一種受西方輿論認可，也是中國相對一部分人士的認知，一條政治正確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然而，任何社會改革必然牽動社會利益的分配，引發利益的沖突，這就是改革的機會成本，不論自由民主價值的理想多麼美好，自由民主的實踐同樣有機會成本，對蘇聯而言就是改革失誤導致國家的解體，對一個國家而言是無法承受之重。蘇聯的前車之鑒，對中國社會是最現實的警訊，改革尤其是涉及國家社會根本根基的改革不僅觸及國家未來，甚至改寫一個民族的命運。這就需要一個衡量比較的標准，而比較的標准就是生命的本質最大利益的實現。如果做不到最大利益或者背道而馳，就說明其並不適合於中國社會及國情。 任何社會文化思想價值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自由民主思想價值亦不例外。既然整個社會，各個社會群體，以及每個社會個體都是以利益，並且是最大利益為核心，社會最大利益也必然成為社會改革的第一考量或改革的根本方向。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成效斐然，但也存在不少現實問題，中國走過的是一條不同於其他國家與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道路是否有可持續性，未來怎樣的發展與改革設想都應該是為了追求穩定的持續的社會利益，最大利益。那麼什麼是中國的最大利益。 什麼是中國的最大利益，首先是中國意味著什麼，涵義是什麼。中國首先包含十四億人，是居住在其土地上十四億人的家，也包含其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這些共同記憶是十四億人互相認可與共享利益，並組成一個共同體國家最根本的基礎。維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十四億人的最大利益就是中國的最大利益。而當代社會從三個方面保障與實現社會最大利益的追求，首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與穩定的社會，這與生命為追求利益而組成群體與社會的最初原因是一致的，其次是一個平等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就是每個社會個體通過公平競爭而追求個體最大的利益，還有一個是社會的有效治理，也許這含有理想的成分，而且不...

10.4  中國體制與民主體制的比較與批判 現代社會的三大基本標准，穩定的社會，平等公平公正，有效治理。進入二十一世紀，自由民主及其民主體制都表現不如人意，非西方施行民主體制改革的社會在社會經濟發展與穩定方面，客觀的說基本上不如中國。而在社會的有效治理方面，包括西方在內的大多數施行民主體制的國家與地區也都不如中國，這些都是西方媒體與學者都普遍認可的事實。中國現行體制具有高效治理的優點，然而也同樣存在潛在的社會危機。由於體制的權力結構，引發社會危機最危險的爆發點，在內不在外，在上不在下，即潛在的危機不在國外，也不在體制外，而在體制之內，不在體制的中下層，而在高層。解決危機的方法就是一定的公開透明，與權力監督。 西方思想界對中國社會的批判也同樣認為威權體制在效率上高於多黨相互制衡的民主體制，然而民主體制是一種可持續的政治體制或模式，而專制或威權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專制體制或模式，這也不僅有著許多現實的事例，也形成對專制及威權體制最有力的質疑與批判。不可否認，可持續性無疑是所有專制與威權體制最致命的弱點。民主體制的可持續性主要表現在於，對許多社會矛盾或沖突，甚至是對政府及國家領導人或執政黨，以及重大社會政治爭議都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替換政府而達成解決，如果不是徹底解決社會問題，至少可以達成社會矛盾與沖突的緩和。民主選舉輪流執政無疑讓社會弊病帶來的怨恨有了減緩社會壓力的閥門，也許治標不治本，仍然有利於緩解社會矛盾與沖突。在民主社會選民理論上也是政府行為的參與者，投票達成的選舉結果就是對政府行為的背書，選民也必須對政府施政結果概括承受，認賭服輸，如不滿意，再通過選舉更換執政黨，即輪流執政，從而達到社會治理與政府的進步。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不僅成為社會泄氣閥與矛盾的緩解器，也是民主體制可持續性的保障與根本。然而隨著民粹意識的高漲，選民認賭並不服輸，對不認可的政府施政並不接受，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社會街頭抗爭就是選民拒絕政府施政，對民選政府的粗暴拒絕。這些暴力抗爭表明選民走向非理性，如果不影響民主體制的可持續性，也為社會理性參政與政府施政投下巨大陰影。以當今民主發展的社會現實而言，可以說民主體制是具有可持續性的。 而威權體制的的權力結構或本質使其存在其本身難於解決的弊病。體制缺乏透明，使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存在隔閡，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缺乏有效的，可以相互信任的溝通渠道...

 第十章 中國體制 10.1  現代中國 文化與歷史繼承 對於中國現行的社會體制，存在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批判者稱其黨國體制，違背自由民主潮流，一無是處，對中國取得的社會成果視而不見，甚至以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質疑現行體制的合法性。而肯定現行體制的則注重於中國社會所取得的成就，對種種社會弊端顧左右而言它，不願深究。這兩種態度都是帶有意識形態理論思想的偏見與傳統中國社會黨爭文化的表現，社會思想失去客觀公正就事論事的思想批判與討論的平台。對任何重大社會事務的評論，最終都會追究事物的成因與本質，不追究事物的成因與本質，而僅流於表象就無法得出客觀准確的結論，這也是中國傳統習慣思維的重大弊端，有思想方法的原因，也有社會現實的原因。黑格爾說，‘存在既是合理’，中國現行體制有其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合法合理性，這是中國體制在現有社會環境下能發揮積極作用的社會基礎，社會的種種弊病也有著特有的來自於文化的因素，對這些社會的文化與歷史因素形成社會的根本基礎視而不見，以偏概全都會得出錯誤結論。 中國現行體制無論從社會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傳承都有其文化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與文化，政權的來源有三個方面，暴力獲取，符合社會文化傳統的傳承，有效的社會治理。暴力獲取是歷史上眾多皇朝建立的基礎，權力的繼承符合社會文化的傳統，這兩方面都具有歷史先例而成為社會文化，與社會歷史及文化互相印証，相輔相成，也就有文化的合理性，而有效社會治理是前兩者的維系基礎，不是權力來源的依據，卻是權力維系的根本，歷史上所有皇朝的顛覆都是社會有效治理出了問題。中國現行體制是建立在社會革命以及文化與歷史繼承基礎上的政府體制，革命與文化歷史繼承在任何社會文化與民族都具備絕對的合法性。這三個方面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也是現行體制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合理性，也即合法性，現行體制的有效治理與達到的社會利益令世人矚目，就是最堅實的合法性基礎。如果用直接一人一票民主選舉作為權力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本質就是以外來文化標准或意識形態價值否認社會傳統文化與有效政府的合法合理性，以所謂普世價值碾壓原有社會文化，如果現行體制不僅施行有效治理，並為社會大眾認可，這種外來文化思想價值的壓迫必然帶來社會的矛盾與動蕩。 西方政府也有不少以暴力為手段維護其合法性的，美國的開國與南北戰爭，英國與西班牙對付分離運動，都是以法律或暴力為手段，...

 9.16  自由民主人類燈塔 利多出盡 自由民主的思想無疑是人類跨入現代社會與工業化的第一塊基石，所有一切現代文化思想的觀念概念都可以與自由民主相關聯並互為基礎與根本。沒有自由民主也就無所謂人權與平等，反之亦然。以自由民主為思想旗幟，新生的工業資產階級開創了人類工業革命的新世紀，無論如何評價自由民主在人類社會進步進化中的作用都不為過，然而如同所有人類社會新生的思想文化都需要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這個社會物質基礎也必然成為相應思想文化的局限，自由民主也同樣有它自身的社會基礎及時代局限。 在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發軔階段，社會資本貧乏與積累的的緩慢，不受限制的自由發展是資本擴張理想的社會環境。工業化產生帶來的社會物質力量，也使資產階級成為社會主要政治力量，對社會政治與經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有利於資本不受限制的自由擴張，兩者相輔相成。不論思想意識形態或自由都離不開具體的社會時空，資本生產與自由民主在這個社會歷史時期無疑相契合的，也符合社會最大利益，自由民主也成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民主成為大資本大資產者的民主，自由與資本生產的利益是一致的，對社會各階層追求各自利益，以及進步文化思想也有積極鼓勵的作用，自由民主也成為新的與文明的象征。代表資本生產與自由擴張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不僅契合社會生產的需要，也是抗擊舊體制及其文化思想的武器，具有社會的進步意義。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社會生產力落后，生產不足，社會資本也同樣匱乏，自由的社會環境有利於資本生產追逐利潤的本質，自由民主也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隨著工業化的完成與資本的過剩，資本生產野蠻生長帶來的生產過剩與社會浪費，自由主義旗幟下的資本生產已走向社會整體利益的反面，資本自由擴張與生產已失去資本生產發軔初期的社會先進性與合理性，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由民主中的自由主義元素不再完全契合社會生產的環境，也即是資本自由擴張與野蠻生長已走向社會反面，必然受到相應的規范與制約，絕對的自由與資本自由帶來的無序生長也成為社會經濟危機的根源。 就民主體制而言，無論是現代社會亦或自由民主思想理論，即使在民主制度的發源地與成為基本社會價值的西方社會，民主體制也遇到不可逾越的社會問題。具體的社會表現是政府效率低下或社會治理成果不彰，以及民粹主義橫行，即政治正確，其根本是民粹主義。以自由民主文化思想之發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