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4.2 第四章 苏联成败（2）

4.4  思想僵化扼殺經濟活動

集權與計劃抹殺經濟最基本的社會要素，即市場與自由，使社會最基本的經濟活動，生產與消費脫節，企業失去自主權，經濟活動失去方向。意識形態思想對私有制的天然敵意與壓制，極大地抑制了社會個體的生產積極性。私有財產是人類生命自然屬性的自然必然衍生，財產私有不僅是人類文明進化的標志，也人類物質生產與分工的必然結果與必要手段。社會物質生產，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社會活動，是人類天性或自然屬性使然，財產私有也是這種社會自然生產活動的必然結果，財產私有也必然帶來私有生產，這些社會自然自由組合的私有生產是社會物質生產最活躍最有生命力的社會生產細胞，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通過強制手段壓制甚至取消私有生產，都必然會傷害社會生產，也造成消極抵抗的社會因素。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革命思想與西方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的本質區別，外部西方勢力的圍堵，以及蘇聯對外輸出意識形態革命，使蘇聯與西方之間一直相互抱有敵意。二戰之后的意識形態競爭更使美蘇展開軍備競賽，這也使蘇聯走上重軍工生產，扭曲社會健康生產結構，形成忽視社會消費的畸形經濟體系，窮兵黷武，社會經濟雪上加霜。

經濟發展出現困難，思想僵化，意識形態無法解釋外部與自身現象，找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社會高壓自然而然成為社會管理手段，而一味的高壓與鐵腕，使社會產生消極抵抗情緒，社會大眾最終產生自我懷疑，思想上使國家及社會體制失去合理依據，高壓管理替代思想意識成為社會維系的基礎。

在二戰勝利之后，蘇聯已沒有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脅，在國內，公開敵對勢力已被消滅，革命失去公開的敵人，意識形態的革命理論無法解決國內的具體社會問題及經濟建設問題，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全民黨就是一種走出意識形態革命意識的嘗試，使意識形態理論更符合社會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現實，這種理論的嘗試隨赫魯曉夫下台而終止，然而這種在意識形態思想框框裡面找出路，按圖索驥的理論創新也終會因脫離社會現實而失敗。

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不但缺乏符合社會現實的自我思想定位，也沒有明確的思想理論為基礎，為改革而改革，演變成為為自我否定而改革，接受外界或敵對意識形態做為改革方向，從一開始就埋下改革失敗及社會動蕩的種子，社會改革最終演變為顛覆體制的社會革命。這種最高領導人自我懷疑自我否定，不但有著經濟失敗的社會原因，也是意識形態思想長期僵化，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社會信仰與理想流為空洞口號的必然結果。

 

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僅是蘇聯社會危機的根源，不是蘇聯解體的必然，蘇聯最高領導者對意識形態思想的自我否定，摧毀執政黨長期建立並賴以執政的社會思想基礎，社會思想基礎的瓦解，使執政當局失去堅實的社會根基，加之最高決策者的連續失誤，蘇聯解體成為無法避免的災難。

 

4.5 改革與社會脫節

改革由始至終，不論是在改革政策的咨詢擬定，以及政策的貫徹執行，最高領導者都是依靠身邊智囊團，或小集團，使改革的決策與執行脫離整個政府執政群體，脫離整個政治體系及執政意識形態長期營造的社會群體，即廣大黨員或執政黨的社會基礎，決策與執行群體脫離社會權力架構，整個政治體系及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成為改革局外人，對改革目標既不理解，也無所謂支持，改革成為孤家寡人。在蘇聯社會長期思想封閉的環境下，施行公開化，開放媒體，放任反對勢力對國家歷史不負責任的輿論誹謗與攻擊，使蘇聯從一個偉大國家淪為流氓國家，成為人間地域，這都是對國家形象與社會秩序，以及大眾信心的極大傷害。改革出現危機，領導者不是自我反省，通過原有政治結構團結政府長期經營的社會基礎，鞏固執政權威，而是一意孤行，使最高階層更加偏離社會，即得不到執政社會基礎的支持，也得不到批評者的信賴。

並不是說不應該公開化與開放媒體，而是說對一個長期封閉的社會，應該是有序逐步漸進的開放過程，營造一個平和理性的社會氛圍，使社會各群體能夠對國家社會的歷史及未來進行理性客觀的討論與批判。這個逐步漸進的開放過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對社會的引導與規范，放任自流是自毀社會根基，自取滅亡。

 

4.6 專制體制難於自我糾錯

集權與專制的執政傳統與權力結構使執政集團難於糾正錯誤，最高領導人擁有高度集中，難以受約束的權力結構，所有權力集於一人，除最高當權者外，最高權力群體亦無法通過平和或合法的程序糾正改革帶來的社會危機，最高當權者一意孤行，使整個政治體系一再錯過自救的機會。

這種集權的權力是縱向權力結構，領導者以脫離體制結構的方式進行改革，而改革及社會出現危機，原有意識形態造就的社會基礎，或原有體制的廣大社會支持者也無法產生橫向組織自救，避免體制崩潰。體制內保守勢力通過政變解救政權危機的企圖不但得不到社會基層及精英群體響應反而加速體制的崩潰。

 

4.7 政治精英為私利與自保拆解國家

在一個集權及專制的國家，任何對政治體制的反抗及批評都會帶來嚴重后果，社會大眾噤若寒蟬，長期的壓抑使社會積怨甚深，難於排解，任何爆發都將帶來社會危機。社會的改革僅能由緊到鬆，逐步漸進，使積怨逐步紓解，使社會在有序而理性的環境中逐步走向開放與自由。然而反體制領袖人物，深知舊體制的傳統與強大，體制保守勢力的反扑將是顛覆者的末日，反體制領袖人物為自保與私利不顧后果，不惜一切手段徹底摧毀現行體制。另一方面，由民主方式產生的加盟國政府或地方勢力，為自保與利益視中央政府為眼中刺肉中釘，對中央政府除之而后快，地方與中央政治勢力已無調和余地。

做為社會精英群體的執政黨及政府官員早已從革命時期的理想主義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淪為或被尸位素餐的官僚所取代，成為惟上是從，惟利是從的幫佣，或既得利益者集團。對許多為利益而依附體制的精英而言，意識形態已不具備思想意識凝聚力，僅是官方儀式性標記，分享社會利益的入場卷，遑論信仰的力量。當社會權力體制出現危機，對掌握社會資源的上層精英而言，無疑是侵吞國有資產的最佳時機，而其他為利益而依附體制的社會精英，將成為觀望者，最后為利益成為反體制者，體制的社會精英階層瞬間瓦解，執政體制不攻自潰。一方是地方政府挾持所謂民意的連連進逼，社會反對勢力對執政黨歷史的清算與誹謗，一方是中央政府的失策與無為，還有是體制內精英為掠奪國家財富對體制的背叛，國家與社會遭受來自內部各方勢力的拆解。

 

4.8 最高權力背叛

蘇聯解體，最高權力機構放棄權力，放棄責任，國家崩潰。蘇聯改革失敗，最終走向解體，超乎世人預料，各種解釋紛至沓來。誠然，蘇聯改革起於意識形態思想僵化導致的經濟失敗，這是以僵化的思想意識為主導為基礎，而不是以事實以社會實際為主導為基礎的社會實踐，是完全脫離物質現實的社會實踐，其失敗是必然的。然而做為政治體制的解體，原因絕非僅僅意識形態，蘇聯解體的關鍵在於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即最高領導人對社會的錯誤理解，對改革的錯誤引導，這種錯誤就是從一開始就包含著最高領導層對國家與社會的背叛，這不僅是判斷與管理的失誤，更是對責任的背叛，是一種犯罪。

國家的本質是一種利益共同體，由許多社會個體共同組成，這許許多多的個體組成形成國家及社會基礎的不同利益階層與集團（民族），盡管並非所有的個體或集團（尤其是弱勢民族）都是出於自願，甚至是被暴力脅迫成為國家的組成部分。政府是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管理國家與全社會的政治經濟國防，保証國家與社會的正常運行，政府的職責或本質決定了政府掌握國家與社會的一切資源與權力，政府成為社會財富的中心與集散地。哪裡有財富哪裡就有人，政府也必然成為絕大多數社會精英的目標與聚集地，而社會精英的依附與支持也是政府及社會穩定的基礎。

政府掌握社會財富也掌握社會精英，就有撬動所有社會資源與力量的動員力，掌握社會資源不僅是權力，更是責任。在社會不同群體對社會改革方向出現意見分歧，並發生社會動蕩，甚至失序時，政府最高領導人沒有利用所掌握資源及權力，進行相應協調與統籌，或運用公權力使社會恢復秩序，而是出於自保與私利放棄權力，使反政府勢力有機可乘，宣告中央權力機構非法，解散執政黨與政府。中央權力機構的解體，不僅意味著原有政治體制失去合法性，也意味著整個國家即全社會的管理機制失去所有賴以生存的資源與權力，整個社會失去最有力有效的管理手段，無法阻止不同社會群體（族群）對原有國家或社會結構的分裂企圖，這對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無疑是致命的。

從現實利益的角度而言，社會精英群體為追求財富權力而依附政府，失去權力與資源的政府也將失去對精英群體的吸引力，社會精英群體從依附者成為旁觀者，或為個人利益而依附反對者或新的社會資源掌握者。從法律，權力，及財富，最終是社會精英資源等多方面切斷了中央政府與社會的聯系，或摧毀了政府的社會基礎，國家與社會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蘇聯執政時期一個經常的現象就是當政者對前任的否定，這種現象從赫魯曉夫以始，屢試不爽。如果沒有合理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解釋，每次對前任的否定無疑都是對執政社會基礎的傷害，這種自我否定現象也是戈爾巴喬夫的全盤自我否定的鋪陳，最終是執政危機。這種反復出現對前任的否定可稱為赫魯曉夫現象，最終全盤的自我否定可稱為戈爾巴喬夫危機。赫魯曉夫現象及最終的戈爾巴喬夫危機體現的是蘇聯執政體制的深層次危機，也就是執政黨賴以執政的意識形態或社會基礎遇到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或經濟問題，理想與信仰最終面對社會大眾的物質利益要求，也就是一切理想與信仰都最終回歸生命的自然屬性，生存與利益，或最大利益，達不到就必然產生社會危機。

戈爾巴喬夫危機最終導致國家解體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做為一個最高領導者，戈爾巴喬夫個人在本質上是一個技術官僚，或者說是一個優秀的技術官僚也不為過，可以從他的從政經歷及相較優越於同僚的政績可以印証，然而絕不是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原因很簡單，拋開意識形態，僅從國家民族及地緣政治而言，政治人物不可能看不到俄羅斯民族以蘇聯為基礎做為世界強權所涉及的地緣政治利益，各大國的利益博弈及相互欺騙，以及俄羅斯民族數百年精歷圖治與搏殺的艱辛，政治人物必為國族利益放手一搏，而不是輕易放棄。葉利欽是一個政治人物，然而是一個個人命運及政治私利高於一切的政治賭徒。蘇聯在領導者的自私無知短視下的崩塌，歷史偶然多於歷史必然。

 

對蘇聯歷史及其改革做出何種評價是一回事，而蘇聯從改革啟程，及致國家解體，評判領導人所起的具體作用，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對一個國家而言，最高權力機構猶如全社會的神經中樞，在社會動蕩，國家出現危機之時，領導人放棄權力無疑是對神經中樞開了一槍。毫無疑問，國家除了解體，別無它途，危機時刻放棄權力是對責任的背叛，政府必然崩潰，而多民族的國家必然是分裂與內戰。並非蘇聯不能走自由民主的改革道路，而是應該在平和理性的過程中進行改革，充滿激情的社會革命帶來的隻有更大的社會代價與傷害。

 

前持不同政見者、著名作家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對《真理報》談到，“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奸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真是痛徹心扉的哀鳴。社會變革絕非表面的社會意識形態思想價值變換，而是社會變革背后的本質是活生生的利益，個人的，群體的，社會的，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蘇聯改革是失敗的，革命卻是成功的，對大多數社會個體而言，代價是沉重的。

胡適在《自由主義》中言及自由主義其中的一個意義就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是否可以理解為沒有和平的漸進的改革，就沒有自由主義，而在二十一世紀更應如此。

 

4.9 結語

縱觀蘇聯歷史，如果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是正確的唯物的，以俄國現實社會基礎而言，俄國社會主義的建立並非資本主義發展成果的必然結果，資本生產方式的必然終結，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結果，而是戰爭與革命的催生。戰爭失敗，社會失序，革命黨人策略運用的成功，這種成功是意識形態理想鼓動社會革命的成功，並不等於意識形態社會理論實踐的成功，社會理論實踐最終目的是要產生滿足社會大眾需要的物質利益及滿足感。革命成功隻是意識形態理論實踐最基礎的第一步，為理論實踐提供了必須的社會環境，這也許是重要的關鍵的一步，卻是與物質生產最無關的一步，而物質生產是一切社會形態的基礎，同樣也是意識形態的基礎，也是意識形態關於社會物質生產理論最根本的社會實踐。沒有物質生產的基礎，一切社會形態及意識形態都是烏托邦。

就社會現實而言，俄國並不具備完備的資本主義發展所具有的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或者說缺乏上層建筑中與發達資本主義相關的人文思想。當時俄國社會的人文思想意識仍然是農業經濟與進入工業化時期的混合物，所以俄國社會主義在社會經濟基礎，及思想理論准備是有先天不足的，俄國還處在前工業化及工業化初期時代，並不具備當時最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以及相適應的社會思想文化。

 

革命與戰爭，以及意識形態思想意識，使社會管理及經濟生活走向高壓集權，一方面使蘇聯高速實現工業化，同時也制造許多社會問題。對加盟國民族，農民及社會反對人士的血腥壓制，絕不亞於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血腥。這種高速與高效實現工業化正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所批判的，極權高效，也為蘇聯社會帶來許多不良后果。集權與計劃加速工業化的實現，也成為社會及體制無法擺脫的固有模式，成為生產脫離市場與消費的痼疾。

社會文化及思想意識以意識形態為尊，盲目反對西方一切先進文化與思想，壓制不同社會思想致使社會思想僵化，意識形態成為思想桎梏，無法解決社會及經濟發展問題，由於意識形態敵對與美國走向軍備競賽，經濟雪上加霜，社會問題叢生。毫無疑問，壓制思想從根本上違背了生命的自然屬性，思想的一元化，使社會內部失去自我糾錯的思想機制，思想窒息將是社會窒息的開始。

改革缺乏明確思想理論准備，全盤接受西方意識形態意識，自我否定，使長期以意識形態為尊的社會大眾以及執政精英群體思想潰堤，社會思想的混亂必然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

對改革帶來的社會失序，最高權力機構及領導者對社會情勢判斷累累失誤，未能加強中央權力，採取有效危機處理，而是被情勢牽著走，逐步失去領導者對改革的主導與對體制的掌控，這無異於一個生物體的神經中樞自我病變麻痺，失去對整個生命機體的控制，最終失去權力，國家解體。改革失敗與國家解體無關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而是國家社會管理的失敗，手段的失敗，或許還是一種蓄意背叛，無關意識形態成敗。

 

西方思想及輿論界將蘇聯解體當成社會主義的失敗無疑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偏見與狹隘，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層次的人類文明與先進文化，就如同資本主義相較於封建主義，無論在思想文化還是社會道德，社會公共建設以及社會福利，然而蘇聯社會在物質與在精神不僅沒有達到西方發達社會的物質水平，與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所描繪的社會也去之甚遠。蘇聯社會除了公有制，政府人為主導的上層建筑及意識形態，以及由此而產生及帶來的與公有制相關的社會文化，在蘇聯社會中還有什麼是由社會自發產生的，並與社會主義及公有制相關的社會文化。蘇聯隻是一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專制官僚管理體制，蘇聯是社會主義嗎，這種社會主義與其說是社會物質生產必然帶來具有客觀物質文明的社會主義，不如說是人為主觀意識主導與設計的空想社會主義。

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相對於經濟基礎的變革，上層建筑或政治體制變革總是比經濟基礎來的緩慢，上層建筑和政治體制滯后於經濟基礎的改變，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物質關系的正常的普遍的必然形態。以社會物質生產為主導的，為適應物質生產的上層建筑變革，與以政治意識形態為藍圖的上層建筑變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前者是客觀的，為適應社會物質生產變化的社會變革，一種以物質生產為依據的變革，其變革過程必然滯后於物質生產的變化，緩慢而有序。后者是主觀的，人為設計的，往往是以理想為目的的政治體制變革，一種試圖引導現實的體制變革，甚至是一種意識形態理論為基礎以人為設想及相關判斷為依據的變革，與其說超前，更可能是一種烏托邦的社會實驗。就理論而言，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必然的進化結果，革命成功的蘇聯盡管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相關的經濟與文化，以及必要的各種工業化社會群體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一直是人類工業化的領頭羊與楷模，西方社會人文理論，以及管理與科學諸多方面必然具有許多社會主義可以學習與借鑒的知識與經驗，然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性質與戰爭，以及意識形態理論的敵對意識，使執政黨難於客觀地對待與學習西方的知識與經驗，使社會主義建設不僅社會生產基礎先天不足，后天也失去應有的人文思想指導，社會主義猶如無本之木，社會主義不再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社會進化，而是當權者的憑空想象。種種原因都必然帶來物質生產的挫折，經濟的挫折，必然最后影響到整個社會體制挫敗。

俄國十月革命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事件，也是意識形態思想如何激發與凝聚社會力量，從而裂解及影響社會進程與方向的的實例，是物質產生及改變思想，思想又反作用於物質社會最現實的表現，又由於思想意識脫離或超越物質現實而失敗，物質最終糾正意識，意識最終回歸依附物質基礎。

蘇聯迅速實現工業化無疑是集權體制有可能帶來高效的最佳實例，其中也包含許多不公平甚至野蠻血腥的印記，蘇聯的工業化的成功是一種非尋常的社會發展進程，其本身社會的歷史人文，以及與外部環境的相互的思想意識敵視，使體制內部很難產生出引導其健康成長的機制，理論思想隻能長期受制於意識形態教條的僵化，而無法實事求是的創新。

而現實社會的發展歷程與文化歷史原因也在相當程度限定了社會的發展途徑，革命及強制社會改造所帶來的高壓與集權，甚至專制的統治手段，嚴厲壓制摧殘社會思想，使整個社會難以靠自身的內部力量產生糾錯的可能，專制使社會大眾產生自我懷疑，這也直接動搖了意識形態做為個體思想意識以及信仰的社會基礎。當國家打開門戶，外部思想與資訊進入社會各階層，禁錮的及僵硬落后於實際的思想意識頃刻瓦解。蘇聯的坍塌首先是意識形態思想的自我否定，而意識形態是蘇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當權者在沒有產生新的思想理論的基礎上否定原有意識形態思想，無疑必然帶來社會思想的混亂，也是一種合法性思想上的自我否定。這種自我否定是國家與社會崩潰的開始，而領導者的連續失誤，使國家社會基礎的逐漸瓦解，新興政治力量為私利與自保不惜拆解國家，及國家領導者為私利放棄權力才是國家解體的關鍵。在蘇聯解體與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揭示的社會現象共同點就是社會變革失去政府強有力的引導，改革必然演變成為社會革命。

 

政府也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政府權力機構與官員，以及權力的社會及思想基礎或意識形態都是權力生命機體的有效組成，蘇聯的改革表面上是生命機體的自救，實質上是自殺，失敗的改革，成功的革命。

蘇聯的社會特點是多民族，歷史與意識形態形成長期的社會高壓氛圍，社會思想奉行單一意識形態思想，並與外界思想長期隔絕。在這樣一個社會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絕對必要的，這是改革遇到重大危機時，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后手段，在擺脫舊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同時，必須有新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作為社會思想承接，以維護社會思想的理性與客觀，而不是簡單地嫁接所謂普世價值或受外來思想理論的誘導，否則國家解體與社會的崩潰是必然結局。對改革帶來的社會失序，最高權力機構及領導者對社會情勢判斷累累失誤，未能加強中央權力，採取有效危機處理，而是被情勢牽著走，逐步失去領導者對改革的主導與對體制的掌控，這無異於一個生物體的神經中樞自我病變麻痺，失去對整個生命機體的控制，最終失去權力，國家解體。改革失敗與國家解體無關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而是國家社會管理的失敗，手段的失敗，或許還是一種蓄意背叛，無關意識形態成敗。

 

西方思想及輿論界將蘇聯解體當成社會主義的失敗無疑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偏見與狹隘，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層次的人類文明與先進文化，就如同資本主義相較於封建主義，無論在思想文化還是社會道德，社會公共建設以及社會福利，然而蘇聯社會在物質與在精神不僅沒有達到西方發達社會的物質水平，與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所描繪的社會也去之甚遠。蘇聯社會除了公有制，政府人為主導的上層建筑及意識形態，以及由此而產生及帶來的與公有制相關的社會文化，在蘇聯社會中還有什麼是由社會自發產生的，並與社會主義及公有制相關的社會文化。蘇聯隻是一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專制官僚管理體制，蘇聯是社會主義嗎，這種社會主義與其說是社會物質生產必然帶來具有客觀物質文明的社會主義，不如說是人為主觀意識主導與設計的空想社會主義。

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相對於經濟基礎的變革，上層建筑或政治體制變革總是比經濟基礎來的緩慢，上層建筑和政治體制滯后於經濟基礎的改變，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物質關系的正常的普遍的必然形態。以社會物質生產為主導的，為適應物質生產的上層建筑變革，與以政治意識形態為藍圖的上層建筑變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前者是客觀的，為適應社會物質生產變化的社會變革，一種以物質生產為依據的變革，其變革過程必然滯后於物質生產的變化，緩慢而有序。后者是主觀的，人為設計的，往往是以理想為目的的政治體制變革，一種試圖引導現實的體制變革，甚至是一種意識形態理論為基礎以人為設想及相關判斷為依據的變革，與其說超前，更可能是一種烏托邦的社會實驗。就理論而言，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必然的進化結果，革命成功的蘇聯盡管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相關的經濟與文化，以及必要的各種工業化社會群體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一直是人類工業化的領頭羊與楷模，西方社會人文理論，以及管理與科學諸多方面必然具有許多社會主義可以學習與借鑒的知識與經驗，然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性質與戰爭，以及意識形態理論的敵對意識，使執政黨難於客觀地對待與學習西方的知識與經驗，使社會主義建設不僅社會生產基礎先天不足，后天也失去應有的人文思想指導，社會主義猶如無本之木，社會主義不再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社會進化，而是當權者的憑空想象。種種原因都必然帶來物質生產的挫折，經濟的挫折，必然最后影響到整個社會體制挫敗。

俄國十月革命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事件，也是意識形態思想如何激發與凝聚社會力量，從而裂解及影響社會進程與方向的的實例，是物質產生及改變思想，思想又反作用於物質社會最現實的表現，又由於思想意識脫離或超越物質現實而失敗，物質最終糾正意識，意識最終回歸依附物質基礎。

蘇聯迅速實現工業化無疑是集權體制有可能帶來高效的最佳實例，其中也包含許多不公平甚至野蠻血腥的印記，蘇聯的工業化的成功是一種非尋常的社會發展進程，其本身社會的歷史人文，以及與外部環境的相互的思想意識敵視，使體制內部很難產生出引導其健康成長的機制，理論思想隻能長期受制於意識形態教條的僵化，而無法實事求是的創新。

而現實社會的發展歷程與文化歷史原因也在相當程度限定了社會的發展途徑，革命及強制社會改造所帶來的高壓與集權，甚至專制的統治手段，嚴厲壓制摧殘社會思想，使整個社會難以靠自身的內部力量產生糾錯的可能，專制使社會大眾產生自我懷疑，這也直接動搖了意識形態做為個體思想意識以及信仰的社會基礎。當國家打開門戶，外部思想與資訊進入社會各階層，禁錮的及僵硬落后於實際的思想意識頃刻瓦解。蘇聯的坍塌首先是意識形態思想的自我否定，而意識形態是蘇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當權者在沒有產生新的思想理論的基礎上否定原有意識形態思想，無疑必然帶來社會思想的混亂，也是一種合法性思想上的自我否定。這種自我否定是國家與社會崩潰的開始，而領導者的連續失誤，使國家社會基礎的逐漸瓦解，新興政治力量為私利與自保不惜拆解國家，及國家領導者為私利放棄權力才是國家解體的關鍵。在蘇聯解體與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揭示的社會現象共同點就是社會變革失去政府強有力的引導，改革演變成為社會革命。

 

政府也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政府權力機構與官員，以及權力的社會及思想基礎或意識形態都是權力生命機體的有效組成，蘇聯的改革表面上是生命機體的自救，實質上是自殺，失敗的改革，成功的革命。

蘇聯的社會特點是多民族，歷史與意識形態形成長期的社會高壓氛圍，社會思想奉行單一意識形態思想，並與外界思想長期隔絕。在這樣一個社會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絕對必要的，這是改革遇到重大危機時，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后手段，在擺脫舊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同時，必須有新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作為社會思想承接，以維護社會思想的理性與客觀，而不是簡單地嫁接所謂普世價值或受外來思想理論的誘導，否則國家解體與社會的崩潰是必然結局。